广东南海民办康复机构生存难 资金少教师流动大

　　南海的公办自闭症康复机构有两家。一家是南海福利中心的自闭症儿童康复部，招收14岁以下自闭症儿童，以南海区户籍为主，由家长陪读。南海区籍自闭症儿童只要在南海福利中心进行康复治疗，就能与脑瘫、智障和聋哑儿童一样申请至少90%的政府康复医疗费用补贴，20多个名额供不应求。

　　另一家能诊断自闭症并提供相应康复服务的医院是南海妇幼，它主要是依托于医院某一科室，以小时或半天计费的物理治疗。不仅收费高，排队等候的名额已经到了下个月。医院不仅针对自闭症儿童，还有脑瘫、聋哑等儿童，场地、人手等资源紧缺。收费高也是一道门槛，不少贫困家庭被拒之门外。

　　南海还有10个特殊教育班分布在各镇街普通学校，包括自闭症儿童在内，每个班招收10多名中轻度的特殊儿童，区财政每年给予生均7620元的专项拨款。

　　在学位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自闭症儿童的受教育需求，公办自闭症康复机构紧缺的情况下，民办机构则起到了补充作用。但在现实中，民办机构因种种原因，生存相对艰难，很难撑起特殊儿童的康复希望。

　　注册难，找场地也难

　　2007年11月，在南海妇幼保健院工作的温远霞辞了职，开办了南海最早的特殊教育机构———星儿特殊教育培训中心，招收10岁以下的自闭症、脑瘫等儿童。

　　创办之初，星儿经历了找场地难、注册难等一系列问题。最初在禅城石湾租的住宅房，只有3名教师和4名小朋友。为了扩大规模，2008年5月想租下桂城中心小学附近一栋楼的四层。去民政局注册，对方说办这种机构楼层不能高于3楼，场地面积不能低于500平方米，资金要30万元。

　　找场地、注册的高门槛让温远霞费尽了心思。2009年8月，桂城东方广场贴出了出租整栋写字楼的广告，让温欣喜不已。她租下了一楼几个店铺，近500平方米。在朋友的资助下，筹集了30万元资金，如愿登记注册。

　　遭遇注册难的不止是星儿一家。南海桂城的扶苗培训中心，2006年开业至今仍未挂牌，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黑户。由于场地不稳定，机构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更不用说形成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2006年4月，梁桂贤应几个佛山自闭症儿童家长之邀，离开广州的爱慧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来到桂城，租了一户180平方米的商品房，办起家庭作坊式的扶苗培训中心，目前有4名老师，5名学生。

　　梁老师说，场地不够大，资金也不够，想注册民办非盈利性机构是不可能了；以公司的名义挂靠工商部门，又要纳税，也负担不起。除了忧心每天的开销，怕交不起房租，还要整天提心吊胆怕被查封。“办一天算一天，说不定哪天就倒闭了”。

　　在南海一些自办的家庭作坊式的康复机构大多都想正规、合法化，但准入门槛太高了。梁老师说:“公办的机构少，我办培训机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满足孩子就近康复。目前注册问题是我最大的心结。”

　　资金紧缺教师流动大

　　找好场地并顺利注册，民办康复机构看似已经踏上正轨，但这只是迈向另外一个尴尬与无奈的节点，民办康复机构要面对的还很多。由于资金困难，专业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且流动频繁，缺乏专才管理，多数机构没有建立残疾人个案管理档案及其追踪复核制度，仅有的服务对象基本资料都残缺不全，满足残疾人康复需求的基本的康复训练、康复指导和跟踪服务做得很不理想。另外，同行之间互挖墙脚、抢教师、争学生等无序竞争时有发生，服务质量更无力顾及。

　　从2007年开办至今，星儿特殊教育中心已有30多名学生、16名老师。谈及中心的运营状况，温远霞说，资金缺乏是最大的问题。装修借了9万元，现在还有2万元没有还。加上租金，水电费，老师的工资，结余不多。想再扩充规模，想把老师送去培训很难。

　　她说，每个孩子每月学费3000元左右。由于培训要配备特殊的训练器材、设备以及教、玩具等，投入成本很大，且教学形式多为个别训练，所需配备教师跟孩子的比例为1:1.5或2，教师的工资加上一个机构的正常运转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由于没有财力聘请专业的特殊教育老师，目前南海的康复机构中的老师大多是中专毕业的年轻人，每月1500元左右的工资。由于收入水平低，没有编制，他们无法安心工作，哪里待遇高些就向哪里流动，民办机构成了从业者的练兵场与实习地。

　　民办康复机构运营收益远低于公办机构，这也导致了其师资队伍的不稳定。有些机构花费高成本培养起来的专业教师，为了获得高一些的收入，自己搞起了作坊式的家庭治疗点，更有人改了行，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今年清明节，星儿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经历了最大的一次教师流动，一位脑瘫儿家长带着孩子另起炉灶，自办了一家康复机构，挖走了星儿12名老师中最有经验的6名。温远霞说:“那边开出的工资比这边高些，他们就都跟着走了，刚把他们培养出来。这一走对我损失很大，中心一度陷入混乱，我真想不干了。”

　　生存压力之下的公益

　　民办康复机构的日常运转全部依靠学费，没有政府补贴，经营状况可想而知。不仅教师流动性大，康复质量参差不齐、管理落后也是两大问题。由于资金短缺，机构的#p#分页标题#e#各项日常运作都由负责人一人承担。以星儿特殊教育培训中心为例，机构服务运转、工薪福利、人员培训、财务管理等内部治理工作都由温远霞一人承担。

　　广州自闭症康复中心主任樊越波说，一些创办人并不擅长管理，也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主持大量的日常管理工作，不仅随意性较强，规范性较差，而且无暇顾及教学质量的提升及督促老师对孩子的教学。天生畸形，后天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生存压力之下的民间康复机构往往并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家有3岁星儿的刘女士，半年前带着孩子在南海一家自闭症康复中心治疗，对方承诺“把孩子送到我们中心，保证半年后就能开口说话，顺利送入幼儿园”。刘女士辞职照顾孩子，每月3200元的康复费用由丈夫承担。

　　刘女士说，现在训练了快7个月了，宝宝还是不会开口，叫他也没反应，还不会自己大小便。康复中心的老师都是年轻的小姑娘，上课没有系统的安排。收了钱，康复质量却跟不上去。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机构的老师都是负责人的亲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樊越波说，政府应该尽快组建民办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协会，制订行业规划、行业指导和行业规范来引导民办康复机构良性发展。民办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这一新兴社会力量的发展，也应尽快组建行业协会，研究制订残疾人康复服务业发展战略。政府应该给予民办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平等的政策待遇，积极探索民办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发展策略，为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避免因生存压力让公益愿望成为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