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籍女康复师两次来津照顾残障儿童
孙恩霖认为自己做的工作很有意义，看到孩子们高兴她也很开心
【对话背景】
如果一个人对你说她在福利院工作，相信很多人都会投去惊讶的眼光。一般人都想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工作环境，如果让她整天照顾那些残疾和智力不健全的人，时间长了肯定受不了，而孙恩霖———这个在澳大利亚生长了20多年、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女孩，却先后两次来到天津，在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照顾那些残疾和智力不健全的人。是什么样的信念使她坚持为那些残障人士贡献自己的青春呢？上周四，在孙恩霖租的房子里面，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快报：孙恩霖是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名字，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孙恩霖：虽然我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但是爸爸给我们姐弟每人都起了中文名字。我的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我的姓“孙”在英语里读做“sun”，是太阳的意思。我很喜欢自己的中文名字。
快报：你现在在天津社会福利院里做康复师，当初怎么想到要选择这样一个专业呢？
孙恩霖：我是1999年从悉尼大学毕业的，我读的专业就是职业理疗。这个专业在国外很流行，但是在中国好像还没有。
快报：是不是毕业后就一直从事照顾脑瘫儿童的工作？
孙恩霖：不是，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在一家医院工作，帮助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并且教老人的家人们如何照顾他们。
快报：照顾老人和帮助残疾孩子康复的工作好像并不一样，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
孙恩霖：我更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所以后来就去了一家康复中心，从那时开始照顾脑瘫的儿童和一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和现在的工作差不多。
快报：你第一次来天津是什么时候？当时就在社会福利院工作吗？
孙恩霖：第一次来天津是2003年11月。当时不在社会福利院工作，而是在卫津南路上的一个救助中心工作，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的。不过，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到2004年4月，我回澳大利亚结束了那边的工作。
快报：在这之前来过中国吗？
孙恩霖：没有，虽然父母都是中国人，但是一次都没回来过。
快报：来到中国后生活还习惯吗？
孙恩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常做中国菜吃，所以也没觉得不习惯。我比较喜欢吃包子、饺子、饼呀什么的，我的朋友们刚开始还都很奇怪我怎么会习惯吃中餐。
快报：你现在中文说得不错了，是什么时候学的？
孙恩霖：不行不行，有时候还会词不达意，闹些笑话。我系统学中文是在2004年4月回澳大利亚时，在那里有一个在中国呆了8年的澳大利亚人教我中文，因为都是澳大利亚人，所以他教的我基本都能理解。
快报：说说你现在的工作吧，你怎么想到要来天津做残障人士的康复工作呢？
孙恩霖：我在澳大利亚就是帮助那些摔坏腿的孩子、自闭症的孩子、脑外伤的孩子做康复治疗的。我在悉尼大学学的就是职业理疗专业，就是做康复师的。而且，我很喜欢和小孩子们呆在一起。在2003年的一天，有一个在天津社会福利院工作过的厨师到澳大利亚，他对我说这里还有很多患脑瘫的孩子接受不了正规的康复治疗。当时我就觉得，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康复师和志愿者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但在这里没有，所以我打算过来为这些孩子工作。
快报：来天津社会福利院工作是不是通过一个国际组织介绍呢？
孙恩霖：是ICCO(援助孤残儿童国际组织)介绍到天津市社会福利院工作的，那是2004年年底。ICCO是一个纯公益性的国际组织，专门帮助孤儿和残疾儿童。当时，我可以选择到天津市儿童福利院或者是社会福利院，当我看到儿童福利院里已经有了两三个国外来的专业康复师，而社会福利院却没有时，我决定到社会福利院工作。
快报：那么你打算在天津工作多长时间呢？
孙恩霖：我来的时候跟我的父母说想要在这边工作5至10年，可是他们觉得太长了。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告诉他们先来两年，但是两年后是否还留在这里我还没有决定。
快报：你在福利院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孙恩霖：福利院一共有260个需要照顾的人，其中有25个脑瘫的孩子(虽然这些人中有的已经20多岁了，但孙恩霖还是习惯叫他们“孩子”)，我来之前，
ICCO已经和福利院协商好了我要负责帮助这些脑瘫的孩子。
快报：这些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孙恩霖：这些脑瘫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孤儿，他们最小的14岁，最大的22岁，当然，福利院里还有一些年龄更大的人。他们中间最严重的手脚肌肉已经萎缩———四肢很紧、根本不能弯曲，更站不起来。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的脚是向外翻的。起初，我都不知道哪面是正面，看了之后特别害怕。还有的智力很低，别人跟他说话时，他基本没有任何反应。
快报：那你要怎么帮助他们，怎么做康复治疗？
孙恩霖：就是每天帮助他们做运动，锻炼肌肉，让萎缩的肌肉慢慢伸展。然后，训练他们坐下、站起来，让他们在运动中逐渐掌握平衡。还训练他们把东西拿起来、放下，锻炼胳膊、手上的肌肉群，还能练习思维。其实，有些18岁以上的孩子就不能只用器械来恢复了，他们需要手术治疗。
快报：做这些康复治疗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孙恩霖：做些运动能让他们的行动更独立。前些天，有人给福利院里不能行动的人赠送了一些轮椅。如果这些人能够自己转动轮椅，不也是件很好的事情吗？在我到福利院之前，这25个孩子只有一个能自己吃饭。不过，通过训练，他们中能自己吃饭的已增加到5个。
快报：你跟他们在一起时说中文吗？他们能听得懂吗？
孙恩霖：对，我说中文，但不是很标准。一开始，他们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后来我说的中文不标准了他们还会笑我。他们很单纯，他们敢直接告诉我：“你说的不对！”相处的时间长了，现在有些孩子还能给我当翻译了呢！
快报：他们喜欢你吗？
孙恩霖：他们很多都是孤儿，对“爱”没有什么概念。虽然他们的智力都很低，但时间长了他们还是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心。现在，我一进门他们都很高兴，都会对我笑。
快报：你认为在福利院工作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孙恩霖：有人觉得福利院的工作环境不好，接触的都是孤残人士，但我觉得我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看到孩子们高兴我也很开心。
快报：你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孙恩霖：刚刚来的时候，中文说得不好，交流有障碍。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努力学，现在基本的沟通已经没有问题了。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有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能像《西游记》里面的哪吒一样有三头六臂该多好，那样我就可以帮助更多脑瘫的孩子每天做一次康复训练了。
快报：有没有想到什么时候会离开这儿呢？
孙恩霖：已经在社会福利院工作8个月了，如果离开的话会舍不得。很多地方都有孩子需要帮助，即使我有一天不在这儿工作了，我还会在其他的国家做同样的工作。
快报：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自己到底是哪里人呢？
孙恩霖：我是中国澳大利亚人，或者说是澳大利亚中国人，我也不清楚了。现在中国人觉得我是外国人，而回到澳大利亚，大家都认为我是中国人。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觉得我是中国人，外国人觉得我是外国人……(笑)
【人物现状】
孙恩霖在环湖医院附近租了间一室一厅的房子，简洁的房间布置体现出了主人的生活态度。在沙发上摆着一个糖盒，里面装满了巧克力，孙恩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比较嘴馋，就喜欢吃巧克力。”在那甜甜的笑容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为了实现自己梦想坚持不懈的女孩，也是一个活泼、俏皮的女孩。
【人物档案】
孙恩霖，27岁，澳大利亚籍华裔女孩。她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职业理疗专业，而后一直在澳大利亚从事残障人士的康复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知道天津社会福利机构缺少专业的康复师，便抱着要帮助福利院里脑瘫孩子的愿望来到了天津。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在天津市社会福利院里工作半年多了。
注：孙恩霖的爸爸是上海人，17岁的时候去了香港，妈妈是香港人，两人都是1957年去的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一起上的高中、大学，然后结婚，生下了孙恩霖姐弟4人。到目前为止，他们姐弟4人现在除了大姐住在悉尼之外，其他人都分散在世界各地。
【记者手记】
采访孙恩霖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虽然她的中文还算过得去，一般的生活用语说得很不错，但还是有一些内心所想的东西不能完全用中文表达出来，所以，我的记录本上就是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再加上孙恩霖的朋友在旁边细心翻译，我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孙恩霖的意思。
见到孙恩霖的时候，她正忍受着热伤风带给她的痛苦，采访之前她还在吃药。可是当采访正式开始之后，她的病痛似乎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爽朗的笑声。
后来，孙恩霖的朋友告诉记者，其实，福利院的工作环境并不好，不但很多屋里都有一股呛鼻的臊臭味，而且整天面对一些生活不能自理、智商很低的人，这对一个仅20多岁的女孩子来说并不容易，但她对此并不在意，而且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