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成因的新探讨
摘要：对孤独症儿童的教育是特殊教育的任务之一，关于它的成因，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概括起来主要有生物学和心理社会学两种观点，但依据马克思主义矛盾论中关于外因与内因关系的哲学观，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必须在一定的外因下生发。本文借鉴美国心理学家厄内斯特哈特曼的一个心理假说“心理界线说”，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孤独症的成因进行了新的探讨。作者认为，孤独症儿童是由于先天的生物因素使得他们具有脆弱的心理界线，他们的生命之初就是脆弱、敏感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这是孤独症之所以发生的素质性因素，也即内因；后天的成长环境缺乏支持与鼓励极大地损害了儿童的正常心理成长，由此促成了孤独症的成为现实，这是孤独症之所以发生的诱发性因素，也即外因。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最终促成了孤独症的发生。 关键词：孤独症 成因 心理界线
孤独症是近年来在特殊教育领域新出现的一个教育热点，孤独症的发现最早可追溯到1938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凯纳观察到一个5岁的男孩唐纳德，表现出一些奇特的症状：这个孩子似乎生活在自己独有的世界里，他旁若无人，记忆力惊人却不能与人正常对话，两岁半时他就能流利背诵《圣经》23节以及历届美国正副总统的名字，说话时你我不分，迷恋旋转木棍、平锅和其他圆形物体，对周围物体的安放位置记忆清楚，同时对位置的变动和生活规律的轻微变化均感到烦躁不安。后来凯纳又陆续观察到10例与唐纳德类似的孩子，1943年他报道了这11名儿童。这11名孩子被凯纳诊断为早发性婴儿孤独症，因为是凯纳医生首先发现，又被称为凯纳综合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儿童孤独症，又叫自闭症。
但迄今为止人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许多问题还没有一个达成一致的看法，目前对孤独症的定义人们主要从表现上进行描述，认为孤独症的基本临床特征为Kanner三联征，即社会交往障碍、言语发育障碍和兴趣范围狭窄以及刻极、僵硬的行为方式，主要在三岁前起病，是一种普遍发育性障碍，目前国内常用的诊断标准是 DSM-Ⅲ诊断标准(1995年)。
在孤独症的成因方面目前也有很多说法，综合来看主要是生物学和心理社会学两大学说。生物学学说主要将孤独症的成因定位在孤独症儿童的遗传因素、脑功能病变和生化因素，认为这些神经生物学病理是孤独症出现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临床医生进行了许多研究：1991年Folstein和Piven报道孤独症的单卵双生子同病率为82%，双卵双生子同病率为10%；进一步研究发现诸如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结节性硬化、苯丙酮尿症以及Rett综合征等遗传性疾病的症状与孤独症有关；近年来大量的有关研究集中在寻找其他有关染色体和基因异常，来自母亲的15号染色体长臂、X染色体、7号染色体长臂区域的异常被认为与孤独症有关；Ｍ.Ａ.Ｈoward应用ＭＲＩ和ＰＥＴ技术检测发现孤独症大脑颞叶内侧杏仁核发生损害,其体积非正常性地增大,细胞密度增加,发育不成熟,从而导致了他们社会性认知出现问题,如缺乏视觉对视和面容记忆等;Ｍ.Ｚilbovicius和同事发现76%孤独症的颞叶功能不正常,在听觉皮层和多形态(ｍultimodal)联合区存在明显的低填充(ｈypoerfusion)现象;ＡntonioＨardan等人发现连接其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前部面积较正常明显减少,主要是向额叶突出的部分,而额叶损伤将使空间工作记忆、计划的执行能力、去除事物间不适当联系的能力、同时参与几种活动的能力以及适应环境直接变化等多种能力的发展受损。还有提到小脑的神经通路有障碍,控制和协调功能紊乱等。近年来还有人认为孤独症是铅或汞等重金属中毒或者是在食物消化分解的过程中因身体中缺乏某种酶产生了一种有毒多肽从而造成对大脑的损伤而造成的。但心理社会学病因学说则认为孤独症的主要成因的心理社会因素，比如精神分析学观点认为：孤独障碍是由于母子互动不足以及孩子对于这种缺乏建设性的亲子关系的极端消极反应所致。对于这种父母引发假说的最著名倡导者是Ｂettlhim(1967)。他提出,孤独症患儿的父母在儿童关键发展阶段上,对孩子的某些正常行为采取了一种不积极、不合理的对待(如看护或大小便训练不当),从而导致婴儿情感退缩。婴儿的这种退缩行为反过来又促使母亲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拒绝态度,母婴关系也因此而不再发展。Ｂettlhim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拒绝与威胁的环境中,孩子对父母会出现不断的退缩,直到拒绝整个世界。孤独症也就因此而产生了。另一种心理社会学病因学说——“心理理论说”则主张自闭症儿童缺乏对思想进行思考的能力(Theability to think about thougnts),因此在部分人际关系、交流与想象方面导致特殊的障碍。
以上叙述了人们对于孤独症成因的多种解释，但到目前为止,在对于孤独症的成因认识上依然存在分岐。本文即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综合与分析，并结合案例分析，对孤独症的成因进行新的探讨。
一、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关系基础上的理论推断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告诉我们：事件的成因有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在两者的关系上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外因必须在内因的基础上起作用，内因必须有外因才能促成事件的发生。但上面关于孤独症的成因方面大家要么只关注孤独症儿童身上的生物学因素这个内因，要么只关注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社会环境因素这个外因，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的科学观点。
不过，借鉴其他研究变态行为的成因的书籍，我们可以发现：可以将成因分解为素质性因素和诱发性因素。素质性因素给变态行为种子的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基础，由于个体调整能力的削弱，它提供了受到诱发性因素作用，即一触即发的基础和场所。所以，素质性因素称之为引发剂，通常它的出现相当遥远。另一方面，诱发性因素只要具有它就会立刻出现，对保持个体的完整和（总体的）协调来说，他们总是过多的特定的状态或条件。它们是点燃潜伏在个人身上火种源于素质性原因的直接动因。
近年来，日本方面也有多位专家学者综合心因论与脑损伤的说法，主张在孤独症的成因方面：脑障碍是一次因，而欠缺母子关系是二次因，使症状更形严重。
毫无疑问，孤独症的成因一定有其生物学方面的原因，孤独症儿童的脑或者神经生化方面是一定存在某些异常的，临床医学研究日益证明着这点，这些异常就是孤独症发生的内因，而孤独症发生的外因就是后天不良的成长教育环境，这些异常在后天一定不良环境的影响下激发出来终于促成了孤独症的出现。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粗略的设想与解释，具体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并不能充分证明。 美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与睡眠问题研究专家厄内斯特 哈特曼（Hartmann,E）的一种心理假说“心理界线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孤独症成因之间相互作用的桥梁。
1． “心理界线说”
界线的形成是儿童心理结构发展的一部分。一方面是缘于神经系统的成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与环境交往的结果，儿童逐渐学会了区分自我与他人、幻想与现实、梦幻与清醒、男人与女人，等等。每一种区分都意味着一个具有界线的精神王国。各种各样的界线因而得以确立，并且都可以在“脆弱的”、“易变的”、“可渗透的”到“厚实的”、“稳定的”、“坚固的”之间变化不定。这个“界线”一词具有广泛的含义，它既包括那些确定无疑的界线如睡与醒之间的界线，也包括其他一些不太明显的界线如弗洛伊德描述的恼怒保护界线，尤金布莱伊勒(Eugen Bleuler)讨论的概念界线，库特 卢因（Kurt Lewin）的围绕自我的拓扑学界线，许多心理分析家如保罗 费登（Paul Federn,1952）以及伯纳德 兰狄斯（Bernard Landis,1970）所讨论的自我界线，威廉 利奇（Wilhelm Reich,1933）描述的被称为“性格盔甲”的重型界线，以及由投射测验派生的“界线相关性”测定目标——通常是对罗夏测验中涉及交感、虚构与合成的应答，诸如此类。
2． 脆弱心理界线
哈特曼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某些人（如艺术家、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做噩梦的人等）与普通人相比具有脆弱的心理界线，他们在醒与睡、醒与梦、幻想与现实、戏剧与现实、性别认同、成人与儿童、人与兽、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世界中的自我、自我界线、防御机制等方面，普遍具有模糊脆弱的心理界线。例如关于世界中的自我，人们一般都有这样一种背景意识，即认为自己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作为一个稳定的自我而存在。这种意识对于他们来说则比较淡漠，他们能体验到非自我化的状态：不太能感知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属于自己；他们也能体验到某种非现实感：不能确信世界的真实存在，感觉不到世界的稳固。再比如他们的自我界线（自我与伊特）也比较脆弱，大多数人都在他们的自我与伊特（Id）之间形成了稳定的界线，一般来说，伊特具有非人格特征，由常常遭受排斥的力量、冲动和愿望组成，但人们实际上并不承认它是自己的一部分，通常，伊特的性愿望与攻击愿望都排斥在意识之外，或知识得到含混的、间接的承认，而他们对与伊特冲动却相当敏感，他们要么会接受他们，要么会运用原始的心理应付机制如投射，把自己的情感与愿望投射在他人身上。
总之他们具有较差的现实感——对来自自我内部和外在世界的东西具有含混不清的界线，但另一方面，如果确实存在着有待理解的力量或接受能力的话，那么这些人在一种令人深感兴趣的新感知意识上拥有一种脆弱的界线或脆弱的外表。他们通常比较敏感，更富有艺术性，更易于受到伤害，更加脆弱，尤其在人际感受上，感情通常很敏感，很容易受到他人的伤害。
3． 脆弱界线的形成与发展
脆弱界线具有遗传学上的基础，具有这种生物倾向的人，他们日后将具有下列集中发展倾向：发展成精神分裂症；如果有一定的才华，将在艺术领域内获得发展；经常做噩梦；或这些倾向的并发症。而环境因素可能决定以后的发展方向，某些特定的环境因素可能会在一些具有脆弱界线的儿童中发生影响产生病症。哈特曼通过研究发现，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环境因素，这很可能与个体生命最初两年内缺少母爱有关，在某些案例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创伤，但母亲具有明显的抑郁症而无法给婴儿提供足够的照料，而在另一些案例中，母亲虽然没有明显的抑郁症或生理缺陷，但儿童在掌握与年龄相称的技能方面，以及在克服与早期成长相关的担忧与恐惧方面，未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与鼓励。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儿童只能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冲动与恐惧，他们缺乏足够的支持与鼓励，或按杰拉尔德阿德勒和丹尼尔 布伊（Gerald Adler ,Daniel Buie,1979）的说法，他们缺乏足够的“抚慰”。这种脆弱的界线倾向对于他们日后的成长发展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它们可能形成不那么坚定的自我界线、不那么坚定的自我情感界线以及不那么坚定的人际间界线。他们对自身的冲动与愿望以及外部的需求与威胁有着痛苦的敏感性，并因此而时常处于危险之中。
4．孤独症成因的假设推断
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明显看出孤独症儿童的许多特征都与哈特曼所说的脆弱心理界线者很相似，比如孤独症儿童通常在感知方面异常，在某些方面尤其是艺术上具有很高的天赋，经常对自我没有明确的概念，不会正确使用“你”“我”“他”等人称代词，对周围的世界也通常没有正确的感应，许多具有睡眠障碍，所有这些与哈特曼所谈的脆弱心理界线者都有许多的共通之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孤独症儿童也许正是一群心理界线脆弱者，遗传生物学因素为他们以后病症的发生埋下了种子，使得他们的心理相对地脆弱、敏感而容易受到伤害，加之后天的成长教育环境不利，尤其是在1-3岁这个心理社会发展的基础阶段，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与照料，这种后天的缺乏支持与鼓励便促成了孤独症的发生。这种解释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也恰好与近年来日本某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5． 心理学其他理论的支持
曼格尔指出，人对压力的耐受性存在个体差异，生物学上认为，假定有更稳定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就能忍受更大的压力。在这里，压力的耐受性表示一个人在压力下其崩溃之前所能够承受的压力的程度。显然，用这个观点来看，孤独症儿童是压力耐受性较正常儿童小的一个群体。阿尔诺格鲁恩认为，人的正常生存依赖于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和谐融洽，而异常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丢弃内部世界，一切依赖于外部世界；一种是抛弃外部世界，只生存于内部世界，他们通过远离那个他认为是虚伪和残忍的外部世界，试图保持其内心的完整，但是这样做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完整必须是以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为先决条件。虽然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是想要保持一种统一，因为他们之所以要脱离外部世界是不愿意服从外部世界的权利要求，但人们很难看到他们要求统一的一面，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发展过程已经比较长了的时候。因为没一个行为都会同服从的危险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同外部世界的接触会越来越少，一直到完全拒绝这种接触，然后就会出现一种毫无感觉和活死人的形象。显然，孤独症儿童是属于后一种倾向的人。阿尔诺格鲁恩这种观点与哈特曼的观点虽然不同，阿尔诺认为孤独症儿童是完全躲进了内部世界，哈特曼认为孤独症儿童是两个世界界线的混乱模糊，但两人的理论并无矛盾之处，联合上面曼格尔对压力耐受性个体差异的论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是相互佐证的。哈特曼的模糊界线说解释了孤独症发生的生理基础，曼格尔的压力耐受性观点佐证了哈特曼关于脆弱心理界线者特征的描述，阿尔诺关于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观点则正是哈特曼关于脆弱心理界线者发生病症的外部环境的解释。也即，孤独症儿童先天具有脆弱的心理界线，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压力的耐受性低于常人，后天成长教育环境的不良造成他对外部世界的躲避，蜷缩进了自己的内部世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拒绝又影响了他对外界知识的学习，造成他越来越远离这个世界，造成他对世界越来越不能适应，也就越来越拒绝这个世界，认知与能力也就越来越低于其年龄，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这就表现出了孤独症的症状。 二、 对以上孤独症成因假设的实验支持 1. 研究对象：4名孤独症儿童 2. 研究方法：访谈法、观察法 3. 研究分析
儿童心理社会发展研究表明，婴儿期中，儿童和照料者发展良好的关系，对于以后一生中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婴儿和母亲的关系是最先建立和占重要地位的，而且也是日后各种依恋的典型。婴儿和母亲的关系，要比儿童对待其他人的态度具有更大的影响，这种关系也塑造着儿童关于自己的概念，因为儿童自我形象的形成，一部分是由于儿童在和其他人交往时内化了他们传播给儿童的观点。出生至三岁间母亲教养的性质也有助于儿童发展成为心理正常或心理异常。假如儿童在6至36个月之间长时间缺乏一对一的照料，或者在36个月之前又没有良好的个别教养来抵消缺乏个别关怀所产生的影响，儿童便很容易在心理社会和智力发展方面受到永久性损害。而多人分担的照料可以损害个人社会依恋的深度，也即是说多人照料可以冲淡婴儿的社会依恋，而这点可以影响日后的一切社会关系；假如儿童在6至36个月之间转为多人照料则会发生有害的影响，容易使得儿童处于最大的依恋防御状态。
在本研究中，4名孤独症儿童都存在睡眠障碍，代词运用上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4名孤独症儿童中有3名曾经有明显的创伤史，而且4名儿童在1-3岁阶段的主要照料者至少换过一次，这种在儿童依恋形成的关键时期转换照料者是极不利于儿童的心理社会成长的，案例一中佳佳开始由外祖父母照料，祖母主要照料饮食起居，外祖父则主要陪伴玩耍，这种分工显然不利于婴儿社会性依恋的形成与巩固，2岁时回到妈妈身边，这又是一次照料者转换的过程，又一次损害了婴儿的社会性依恋；案例二中小伟从小已经显示出他特有的敏感，母亲的出差以及后来的保姆照料的缺乏情感互动的环境也极大地伤害了他，这造成他情感的自我封闭，上幼儿园时他的敏感与自我保护使得他与其他小朋友格格不入，对幼儿园的生活也非常不适应，幼儿园与家中的两种不同表现表明，他在幼儿园是处于依恋防御状态；案例三中洋洋的创伤过程则更为明显，几乎所有的问题行为都在一次给他触动极大的事件之后集中出现，思想长时间地停留在上面，小时候不爱说话的阿姨和对他忽视的妈妈已经给他造成了一个缺乏情感关爱与“抚慰”的环境，这样的情况下一次冲击终于将他的心理防线击垮了；案例四小杰的成长更是充满了艰辛，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在文后附有对他的详细分析。
4．研究结论
这四个案例都从实践的角度充分佐证了作者上文的理论推断，孤独症儿童确实从小就比较脆弱、敏感，而在成长过程中也确实经历了较多的挫折，心理成长处于一种缺乏“抚慰”的环境中，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造成孤独症症状的现实发生。
三、 结论与分析讨论
综上所述，孤独症的成因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我们认为，都包括有生物学和心理社会学两方面的因素，生物学上的基因遗传、脑损伤与脑功能病变、神经生化递质的异常是孤独症发生的内因，它使得儿童先天具有较差的现实感——对来自自我内部和外在世界的东西具有含混不清的界线，这种脆弱的心理界线表现为脆弱、敏感、而易于受到伤害的心理特征；而环境因素可能决定以后的发展方向，某些特定的环境因素可能会在一些具有脆弱界线的儿童中发生影响产生病症，个体生命在最初的两年内缺乏母爱，母亲没有给予足够的质与量的关爱与照料，儿童在成长中没有得到来自主要照料者（尤其是母亲）足够的支持与鼓励，儿童没有与某个特定照料者之间建立稳固的个人社会依恋，正是这种特定的环境因素将儿童先天的脆弱心理界线倾向激发出来，点燃了这颗潜伏于他们身上的火种。
但同时笔者也考虑到，由于条件所限，本文仅仅涉及四个案例，所以要进一步确定本结论今后还需要更多案例的证实，同时四个案例都属于高功能孤独症儿童，那么，是否其他类型孤独症儿童的原因也是如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