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的孩子们—自闭症孩子让我如何拥抱你
这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美国自闭症题材电影《雨人》男主角雷蒙，生活非常程式化：吃鱼排必须是8块，穿的内裤必须在辛辛那提市某市场买写着自己名字“雷蒙”的平角裤。他对别人毫无兴趣，不知遗产为何物。他有过目不忘、天才般的数学能力，可以瞬间计算复杂的数学运算，却不清楚1元钱花掉5角，还剩多少。
一个8岁正换牙的男孩似乎在看你，他的嘴角甚至浮起了微笑，还做出了拥抱你的姿势，可他扑过来只是死死抓住了你头上的蝴蝶发夹。
一个女孩，用美丽的大眼睛打量身边的每一个人，突然，这个天使般的3岁女孩，跑到每个人身后，用鼻子闻别人的头发、衣服，然后蹙动鼻翼，做深呼吸她享受着“闻到的世界”，而不是“看到的世界”。
他们全部身患被称作“精神癌症”的自闭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个自闭症孩子诞生。
因为眼神冷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被称作“星星里的孩子”。
沟通障碍、语言障碍、刻板的行为是自闭症的三大核心缺陷。
这里的绝大部分孩子，到两三岁时还不会说话，即使有语言，也很混乱，像来自火星的孩子。有的孩子能说话，却是鹦鹉学舌，不懂语言技巧。家长说：“问阿姨好。”孩子说：“问阿姨好。”哪怕最终花几个月他学会了：“我叫田田！”可他仍然不能理解“田田是谁”，“我是谁”，更不能理解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
“这些太难了，他们的思维就像一条直线，只有一个方向！”康复中心的朱老师说。
他们对某些声音格外敏感。有的享受塑料袋揉搓的声音，有的喜欢听两个瓶子撞击声。有的一听到汽车自动锁门“嗤”地一响，就躁动不安。
他们对颜色的刻板，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吃午餐时，有的孩子专吃白饭、白馒头、白鱼，鱼做成红烧的都不吃。有的孩子只喜欢吃黑的，米饭非要拌上酱油才吃。有的孩子只愿意喝一种颜色瓶子装的水。
他们动作反复、怪异。吃饭时，有的孩子吃一口青菜吐出来，用手捏捏，再喂到嘴里，不停地反复这个动作。有的孩子专捡别人脸上的米粒。他们喜欢玩手，可以一整天，让大拇指和中指揉搓，仿佛永远有搓不完的泥条儿。他们回家永远走一条路，家里的东西，只能按原样摆放，稍有改变，就会哭闹。他们有的像时钟、像导航系统一样，走到某个地方、在某个时间点、准点尖叫。有的每经过一棵树，就会尿一点儿尿。
他们伤心的父母，目前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将来的结局。在过去，一些成年自闭症患者的最后结局，是被家人拿铁链拴起来，直至死去。直到最后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死于自闭症，而不是精神病”。
在珠海万香文自闭症康复中心里，最大的孩子14岁，最小的只有18个月。25岁的魏卓静静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在他眼里，这些孩子的眼睛，倒映的正是自己的过去。他是一个曾被宣判“永远不能痊愈”的自闭症患者。大学毕业后，他和妈妈一起，选择成为万香文自闭症康复中心的老师。
“老师，什么是感情？”身高1.80米的魏卓看起来“健康、正常极了”，珠海市潮热的风吹拂着他柔软的齐肩长发。灯泡坏了，水管坏了，他上街买零件，运用中学的物理知识修好它们。他上银行存钱取钱，输入密码时，会拿另一只手把键盘罩着。他会看地图，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买电脑内存卡。他知道心疼妈妈，看到妈妈一头汗，会去拿毛巾。他喜欢听周立波的笑话，喜欢看《百家讲坛》。他还是电脑游戏高手，会上网偷菜。
可跟他交谈，只用花20分钟，就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他不爱接触陌生人，不爱出门，几乎没有朋友。来珠海1年，他没看过海，也没打算去看海。他吃饭总是坐在星星前那个固定的位置。他买东西，总是走固定的路线，去固定的店，买同样的牌子，甚至同样的颜色。他刻板地执行每一项“命令”。妈妈#p#分页标题#e#让他买2元钱的菜，他会买上2元钱的西红柿、2元钱的肉、2元钱的黄瓜、2元钱的洋葱10样菜，不管这个菜是8元一斤，还是5角一斤，他都跟人说：“我只要2块钱的。”
他很少流泪。最心疼他的姥爷死去，他像个没事人儿一样，站在大门口“望了望”。他不知道亲戚这个概念，分不清“表兄”与“堂兄”的区别，也理解不了姨妈的孩子结婚，妈妈为什么要给红包。他说：“这个世界，除了妈妈，谁死了，我也不难过。”
魏卓大学里学的是美术，他最喜欢梵高的向日葵，理由是“形状和颜色很美”。他可没看出梵高的向日葵“像团火”，他面无表情地说：“那是你们正常人的感觉。”
他的导师要他“把全部的感情融入画里”，他说：“老师，什么是感情？”
中国约有560万自闭症患者，病因不明
魏卓曾经偷偷爱上了一个长头发的姑娘，可他从没上去主动说过一句话。他说，“爱一个人就要远离她，像远远看一个风景”。
2009年，一个澳门人决定投资和万香文一起建立自闭症康复中心。万香文决定让魏卓来这里当老师。到目前为止，这个决定看上去是明智的。在康复中心里，一个14岁的自闭症男孩睡觉总抓伤自己的脸，深知这种痛苦的魏卓就按着他的手，搂着他睡觉。
魏卓的妈妈、自闭症康复中心的创建者万香文觉得，经过艰苦地训练，儿子已经看起来正常许多，但“他就像一幅高明的赝品，只有对自闭症有足够经验的人，才能发现他还有自闭症的影子”。
自从2009年万香文的自闭症康复中心成立以来，无助的母亲们带着她们同样无助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从澳门过来，比如豆豆的父母，每天要背着他来回两趟穿越人山人海的北海关，他们等不及澳门的官办自闭症康复机构，那里有几百人排着队，每个人一周只能轮上一小时。有的从佛山、深圳、香港过来。一个14岁男孩，父亲是佛山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发表过47篇医学论文，但他被孩子的自闭症彻底打败了。还有位家长是大学老师，当他还坐在摇篮旁的时候，他就读着蒙氏教育的书籍，想把孩子培养成科学家，但医生却告诉他，这是个“终身不能痊愈的自闭症孩子”。
根本没有人能说明病因是什么，也没有完善的治疗办法。自闭症，这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就像恶魔一样，每20分钟就伸出魔爪，从地球上抓走一个孩子，不分种族、民族、家长的受教育程度。
从第一例自闭症患者美国男孩唐纳德于1943年被确诊开始，自闭症已经进入人们生活的半个多世纪。目前，英国的自闭症发生率最高，87个人中就有一个；美国97个人中有一个；日本是112人中有一个。其他国家从1％。~10％。各不相同。各国的统计数据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诊断的能力。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全球自闭症平均发生率占人口总量的4％。。
我国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调查数据。但按照4％。这个比例数据来推算，我国的自闭症患者约有560万人。
他们不是精神病，没人说得清“魔鬼”是怎样抓住魏卓的，即使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脑科大夫也不行。
“设想你的世界中，每个声音都像电钻一样刺耳，每丝光线都有如电火花般刺眼，身上的衣物好似砂纸，甚至母亲的面庞看上去也裂成一堆令人恐惧的碎片。”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卡米拉与亨利·马科拉姆这样来描绘自闭症患者的感觉。
25年后，万香文在相距东北家乡几千公里的珠海，看到康复中心的孩子奇怪的举止，就像穿越了时空一样。眼前的很多场景，好像是按下了儿子当年生活的回放键。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在康复中心，魏卓给孩子们开了一课：学会花钱。
教室的黑板上，“祖国”、“妈妈”这些词旁边贴着纸钞。每天认完字，孩子们都要温习一下“5角、1元、10元”这样的表达。
到考试的时候，他每次给5个孩子每人1元钱，让他们去买冰棍。结#p#分页标题#e#果，这一次，2个人半路把钱弄丢了，一个拿起冰棍就跑，一个给了1元钱，却拿了3元1支的冰棍，只有一个买回来一根价格是5角的冰棍，还拿回了5角钱。
“父母走了，留下资产，他们不知道怎样花出去！”这是很多家长担心的问题。对这些被自闭症孩子困扰的家长来说，他们注定要付出比普通父母多得多的辛苦。
自闭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时期是2~6岁，在家长们看来，他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家庭都是父母有一方放弃工作，专职训练孩子。寻常康复训练机构的学费，每月在2000~6000元之间，几年下来，“一个奥迪都扔下去了”。国内根本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为这个自闭症提供保险。
2009年，美国将自闭症列为居癌症之后的第二位人类健康公敌，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每位自闭症人士一生的支出达到300万美元。
“等我们老了，他们该去哪里呢？”在家长交流会上，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流下了眼泪。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今后能自食其力，但这也是自闭症患者家长的最大心病。
“多希望这是一场梦，有一天孩子突然对我说：妈妈，我装了14年，从现在开始，我不玩这个游戏了！”一个妈妈流着眼泪说。
家长们常常拿网上流行的一首诗鼓励自己：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每次只是往前挪那么一点点。我催它，我唬它，我责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仿佛说：“人家已经尽了全力！”走呀走呀，一路上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吹来，原来夜里的风这么温柔。慢着！我听到鸟叫，我听到虫鸣，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