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人类死亡的第二大疾病
据WHO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人类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疾病。
全世界平均每年有11.3%的成年人患抑郁性障碍。在浙江省，精神分裂症患者有30万，抑郁症达到120万。
就像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由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一样，抑郁症除了人本身的原因外(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与遗传有关)，还与社会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抑郁症患者的发病，与“社会病”有关。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的各种矛盾就会显得特别尖锐和突出。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处在这一时期的特性，并且运用各种手段，平稳地渡过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现在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其意也在于此。
抑郁症，剪不断的梦魇?
-观察记者 傅宏波
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2005年1月4日，陕西省金花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金花股份副董事长徐某，被发现在西安市城区某大酒店房间内自杀身亡。据称这位富豪因婚姻失意，已独居酒店一年。
2005年3月10日，浙江杭州，一民工在阳台上吊自杀。据周围邻居反映，当天半夜听到隔壁房间里断断续续传来嘈杂的声音，好像在摔东西，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不久就传来很响的关门声和哭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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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HO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人类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疾病。全世界平均每年有11.3%的成年人患抑郁性障碍。
根据专家测算，目前全国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大约每60个中国家庭中就有一位精神分裂症病人。自杀者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占63%，而在这些有精神病症的自杀者中，接受过治疗的仅7%。
在杭州每年有960人自杀身亡，加上9600名左右的自杀未遂者(死亡率和未遂率的比率一般在1∶10)，平均每天，杭州就有接近30人准备自杀。
据说美国的金门大桥成了那些寻短见者的“乐园”；我国的武汉长江大桥，四十多年间就跳下去一千多人；而杭州钱塘江大桥守桥部队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密切关注“疑似轻生”人员，好多官兵都有把跳江自杀者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经历。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9月10号定为自杀预防日并非多此一举。“自杀的人大都患有抑郁症”，浙江省青年研究会会长王曙光告诉记者，“其中不乏职业体面、事业辉煌的明星、作家、大款和高官。他们都是在极度的精神苦闷和灵魂折磨中无法解脱，经过长期失败的努力和绝望的挣扎，最终才谋杀了自己。这是大面积的心理塌方。”
浙江省精神分裂症患者有30万，抑郁症达到120万，杭州市第七医院院长赵国秋认为,可能每个人都出现过不同症状的轻微抑郁症，有人通过自我调节，及时与心理医生沟通得以治愈；还有的以医疗手段预防抑郁症的产生。就目前来讲，抑郁症高发人群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高”和“三低”。“三高”即高收入、高文化、高职位，这些人往往把人生目标定得太大，总想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而心理承受能力又没那么高。而“三低”则是指低收入、低职位、低文化阶层，他们容易对生活产生不满从而导致抑郁。
赵国秋介绍，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拥有住院病床480张，每年入住率高达102%。精神疾患已排在全国疾病工作首位。
抑郁症是一种以抑郁情绪为突出症状的一种心理疾病。抑郁以忧郁和厌世心理特点表现突出，病人有凄凉感，常唉声叹气，对人和事物失去兴趣；而生理上则表现为常头痛、心烦、多恐慌梦、乏力，腹泻等，此病症严重时，人会感到强烈厌世，焦躁不安。
浙江省青年研究会会长王曙光指出，抑郁症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它会彻底改变人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认识。作为一种心理疾病，一旦患上这种症状，无非有两条路，一条是笑看人生，走出困境；另一条则陷入泥潭，欲罢不能，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往往成了最终的选择。
“神仙只有灵的问题，动物只有肉的问题，而人却有灵与肉的双重问题。”这句话道破了人的复杂性的最深刻根源，那就是肉体和精神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患抑郁症呈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趋向越来越强烈：一位小学生在网上聊天说，我要疯了；一位老人因受不了孤独而离家出走……
抑郁症与社会病有关
然而，就像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由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一样，抑郁症除了人本身的原因外(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与遗传有关)，还与社会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抑郁症患者的发病，与“社会病”有关。
近日，记者在一次聚会中，一位朋友告知，由于关系到职位的升迁和薪水的增加，拥有本科文凭的他急需一张硕士文凭。而他因公务缠身，根本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去准备和考试，因此，最近老是失眠，服药也没用。记者善意地提醒他要给自己解压，学会自我放松，否则很有可能患了“传说中”的那个抑郁症。朋友闻之大惊。但一出此言记者便觉后悔，生怕会给这位仁兄再增加“抑郁指数”。
目前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狂热的“惟文凭是举”现象。找工作、选拔干部等等都需要文凭。文凭成了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必备条件，但这却是一个误区。文凭只是证明某人在某时受过某种教育，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学历。拥有一张本科文凭，只是漫长的学习生涯的一个点而已。点是代表不了线的。我们在考察某人知识储备时，应该看一条线而不应该看一个点。所以，我们现在的“惟文凭是举”的人才观，的确是埋没了不少人才，也害了不少人。
浙江有一位知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相当有才华，而且也是一家省级刊物的编辑部主任。然而有一天，他却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周围朋友惋惜不已。他自杀的原因是竟然是由于在参加评高级职称时过不了英语关，最后得了抑郁症而导致。
我们反思，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甚至被圈内人誉为中文专家的作家，仅仅为了一个职称的评定，一门在他研究领域根本用不着的语言考试，而夺去了他的生命。除了他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原因外，时下对社会上各种职称的评定制度有必要提出质疑，好像英语就是咱“祖宗爷”一样，任何角色都不能少了它，英语在我们国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语言来用，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为此“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而焦躁不安。
记者有次去北京出差，路过一政府部门时，看见门口有一男子穿着邋遢，手拿状纸，口中喊道：×××丧尽天良，天理难容啊！旁边的警察和便衣冷冷盯着那个男子的一举一动。每当一辆豪华轿车从门口经过，他都会跑上去喊“帮帮我”。他觉得坐在高级轿车里的一定是个大官，一定能为他作主。但汽车往往疾驶而过，只对他留下一缕尾气。那男子就一直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的精神显然在某种因素刺激下变得不是那么正常了。男子那种上访无门的绝望、悲愤表情在记者脑子里久久不能散去。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委屈，但却完全可以理解老百姓那种求助无门的心情。
时下政府有关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依然存在。老百姓最起码的上访求助渠道因某些人为原因而被堵住，上访制度还没有得到完善。此外，上访人员最起码的人生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被报复、阻扰、打压现象屡见报端。许多老百姓因此而“积郁成疾”。
最近几年，关于民工因为讨不到应得的薪水，郁郁寡欢，继而自杀的事也屡有发生。2004年河北省廊坊市拖欠1 0多亿，解决仅300万的现象，使得成百上千的施工者和民工在无望中等待自己的血汗钱，个别民工因为在长达近两年的讨债中陷入绝望而当着当地市委领导的面自杀。
但有的人却冷漠地称之为“自杀秀”。是谁让民工的生命贬值了？是民工自己吗？动不动“跳楼”和“自杀”，这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了。可是，这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吗？假如失去生命，讨回的那点利益又有什么意义？真担心有一天，当那些人看惯了“跳楼秀”和“自杀秀”的时候，当民工们连一死都不足以起作用的时候，民工兄弟还能拿什么来维权？
“社会病”有各种各样，但似乎有一点是较为明显的：社会的不公，是许多人得忧郁症的重要原因。这些不公有：对社会公共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公、分配的不公、就业的不公、受教育的不公、在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不公等等。在这些不公面前，得利益者自然心安理得、快活无比，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大众中，便会有为数不少的人因长期抑郁而生活在地狱之中。此时，他们往往会用自杀来“了却残生”。
当然，“社会病”并不是我们独有的。只要有“社会”的存在，便会有“社会病”。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按照一般的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的各种矛盾会显得特别尖锐和突出。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处在这一时期的特性，并且运用各种手段，平稳地渡过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现在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其意也在于此。
让我们携手走出抑郁
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比中国人更直接，他们如果有心理问题，比较愿意直接对心理医生说：“我情绪不好”。而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较少直接表达消极情绪，认为去看心理医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一个人如果被别人说是“神经病”，那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甚至会跟你拼命。中国人的“含蓄”，往往会采取将“ 不愉快”深深埋藏在心底的“压制”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这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在封建社会，平民不敢对统治阶层表达不满情绪，如果有人敢于批评皇帝，便会以罪论处；小辈不能表达对长者不满，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妻子很少有权利表达对丈夫的不满，否则就是不贤惠，不温柔。这种“和为贵”的思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社会和节奏越来越快的都市生活中，反而成为部分中国人压抑情绪的桎梏。
因此，面对抑郁症，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许多病人心存顾虑，担心被别人轻视或称为“精神病”，不愿意到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这无疑会加重病情。当极度压抑的情绪和扭曲的心理激化时，他们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报复社会。但只要我们明白，其实抑郁症就像感冒、发烧一样，仅仅是个普通的病而已，而且也是完全能医治好的。
由于抑郁症的隐匿性，公众对它的认知程度低，所以普及抑郁症的基本知识，提高大众的心理保健意识就显得特别重要。有关专业机构的研究表明，抑郁症及其他心理障碍患者明显地缺乏基本的心理卫生常识及自我心理保健意识。抑郁症病人常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归咎于躯体病因，进行许多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而对于抑郁症的正确认知可以使患者不讳疾忌医或有病乱投医。
作为社会来讲，赵国秋院长呼吁，建立抑郁症社会紧急援助体制，尽可能通过立法，有效保障精神疾患者的利益，减少精神疾患的发生已非常迫切。其次，建立初级心理卫生保健制。初级卫生服务是一种基层医疗服务模式，保健医生作为病人的知情人和健康顾问，对病人有提供长期医疗服务的义务。对于发现和治疗抑郁症及预防复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提高非专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和诊断处理能力。由于非专业医生对于抑郁症的识别率低，常使得抑郁症的误诊率高，治疗率低。抑郁症患者，特别是所谓的“隐匿性抑郁”患者，常以躯体性变化到各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就诊。如果非专业医生能够及时地给予识别和处理，将非常有利于该病的防治工作。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孙建胜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每千人就会配备一名心理医生，而浙江省目前只有近20 00名心理医生，这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私人心理诊所在浙江更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在社区设专职医生帮助那些需要解开心结的人群了。而国外，一个人一旦出现不愉快，就很自然的想到去找心理医生，也能很容易找到心理医生。
作为我们来讲，如果周围朋友患了抑郁症，应当对他加以关怀和帮助，而不是远离、歧视或者嘲笑他。
我们应学会宽容和宽恕，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提出合理的期望水平，你的一生可能不很伟大，但却活得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