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想让精神病女儿“安乐死”的背后
7 月 22 日，伺候女儿吃完西瓜，胡玉珍忘了收起菜刀。午睡迷迷糊糊的胡玉珍听到隔壁房间女儿起身，吐出一句让她毛骨悚然的话，“我要拿刀砍死你”。
胡玉珍还没来得及跑出去，便被拿着菜刀的女儿堵在房门口。刀子一下子砍在门上。
这次距离周媛上一次发病不足两个月，胡玉珍扒开头发，露出硬币大小的疤。当时周媛用玻璃瓶砸在她头上，并且一刀劈碎了床头的镜子。
接连被女儿“追杀”后，这个 65 岁的老人控诉，公开表示希望对毫无贡献的女儿实施安乐死。
周媛用刀砍伤自己留下的“血衣”
“弄点老鼠药，药死她吧”
“母亲照顾病女 18 年屡遭砍”被媒体报道的第四天，胡玉珍回到和女儿周媛共同生活的家——河南平顶山的一栋老旧居民楼。
上世纪 90 年代，胡玉珍举家从舞阳搬来平顶山。丈夫周国顺有技术傍身，被一家国营工厂招来做技术员，月薪过千，膝下三个半大孩子。从乡村到城市，一家人被村民称羡为过上“好日子”。
结果，不到两年光景，丈夫的工厂便发不出工资了。夫妻二人为三个孩子借钱筹措学费的时候，大女儿周媛的班主任通知他们，周媛可以不用上学了——
这个孩子总打瞌睡，精神不好，建议去医院检查。
“精神病”
“不好治”
“用这个药一瓶 50 多块钱”
……
胡玉珍决定出来做生意贴补家用。她回忆当时的情况，上世纪 90 年代的平顶山，街头的小商小贩很多。靠着沿街叫卖杯子豆浆，自己头一天早上就赚了三块钱。
更大的厄运没有放过这个已经困难重重的家庭，2013 年，丈夫周国顺被查出肺癌，花光了家里的钱并背上几千块外债。
胡玉珍记得那年春天格外漫长，“怎么都过不到头”。
最严重的一次，周媛拿着菜刀把卫生间的水管砍成两截。满屋都在喷水，周国顺气不过，拿鸡蛋砸了女儿周媛的头。
三个月后，周国顺撒手人寰。死前跟胡玉珍交待，“等你管不了的时候，就弄点老鼠药，药死她(周媛)吧。”
周国顺去世，周媛一滴眼泪都没掉，只对着胡玉珍说了一句话：
“俺爸死了，你成寡妇了。”
胡玉珍继续靠卖茶叶蛋、小玩具维持生活。儿子已经快两年没回来了，打电话也关机。她并不在意，觉得家里一团糟，儿子不爱回来也情有可原。
好在胡玉珍还有个二女儿，这个在平顶山附近打工的姑娘，每个月能拿3000块钱，基本都花在家里，空调、冰箱、洗衣机，全是她出钱买的。
“钱不够了就管她要，她一个小姑娘也花不了什么钱。”
女儿周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媒体报道后瞬间登上头条热搜。直到这时，几十户邻居才知道，自己和一个精神病人同住一栋楼长达 18 年。
胡玉珍手里拿的是周媛最喜欢的玩具娃娃
被逼“上头条”
胡玉珍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煮鸡蛋，刮风下雨从不耽误。不同于其他人“本本分分”卖鸡蛋，一块钱一个的茶叶蛋，胡玉珍会添一个鹌鹑蛋给顾客。这让她总是三个小时就能收摊。
回家后便开始和女儿最重要的交流活动——中午吃什么：米皮、面皮或稀饭。胡玉珍格外珍惜这种“没话找话”的甜蜜，让她觉得周媛是个“正常人”。
“要不这一天天的，能和她说啥呢?”
得病 18 年，周媛从来不主动出门。
卧室里老旧的小窗户没有防护栏，边缘结了蛛网，周媛每天会来坐一坐。
女儿犯病的时候，一边喊着自己的名字，‘周媛’、‘周媛’，一边打自己，把脸都打肿了。
胡玉珍从来不敢近前，只能远远地看着、躲着。
周媛清醒的时候，有一回和母亲不停地说，
“我成残疾人了”
胡玉珍听了，只能抹眼泪。
周媛的病越来越严重，被砸伤、被女儿拿着刀“追杀”，胡玉珍内心的恐惧伴着头上的鲜血，一并“呼啦”涌出来。
女儿不受控制的病情正在把一家人逼上绝路。
社区给他们一家办了低保、爱心卡，但这对于一个情况如此“特殊”的家庭无异于杯水车薪，远不能支付周媛的住院治疗费用。
无奈之下，胡玉珍选择了向媒体求助。
“我拨了(平顶山)晚报的电话—— 4940000”，这个没上过几年学的老太太至今能背出的号码，改变了一家人的处境。
当天登上平顶山讨论的头条，随之而来的媒体采访把胡玉珍一家送上“热搜榜”，胡玉珍的一句“让女儿安乐死”，触动着人们的神经。
邻居们坐不住了
被“头条”影响的，还有周围的邻居。得知楼里住着一位精神病患者，还有可能会“砍人”，邻居们坐不住了。
他们给胡玉珍塞钱、送东西，五十、一百，胡玉珍感受着温暖。另一边，大家也在委婉等待着一个答案——周媛什么时候被送走。
在对精神病患者如周媛的救治问题上，当前我国的重性精神疾病社区管理走的是类似传染病管理模式：
精神专科医院确诊的六类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社区接受治疗和管理时，必须将患者相关信息通过各级疾控中心传递给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社区随访工作。患者相关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不对外公开，仅在为其提供服务时使用。
以北京市为例，据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介绍，在对重性精神疾病的社区管理方面，北京市的精神卫生防治体系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并行。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专科医院确诊后，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疾病上报，通过市-区-街道三级精神卫生防治网络，患者信息反馈至社区从事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人员，在社区定期回访，患者病情波动时，从社区转诊至市区二级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病情稳定后回到社区继续接受社区的服务和管理，从而形成一个闭环。
但在现实生活中，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随着时间推移，委婉变得直接。楼下开餐厅的老板娘直言，周媛得被尽快送走，万一拿着刀下来砍伤客人怎么办。
胡玉珍解释，女儿从不自己出门，但没人信。
邻居们建了微信群，准备找胡玉珍的房东协商，无论如何，他们无法接受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同住一楼。
周媛的危险系数真的那么高吗?
闫芳称，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的比例并不比正常人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此类突发事件的比例不足 10%。一般来说，多数是有先兆的，只是公众，甚至患者家属未能很好地识别精神病患者病情复发的征兆，这种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地控制。
她表示，“大多数精神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某种程度上，就和心脏病患者、感冒发烧的人一样，‘病’和‘人’是应该分开对待的。而不能把精神病患者等同于这个人有问题。”
最终，纷至沓来的媒体，不仅让周媛的病情得到广泛的关照，也解决了邻居们的担忧。
曙光街社区的杨主任给了胡玉珍一句准话：把周媛送到焦店(位于平顶山市)的精神病院，钱不用操心，只管送过去。
胡玉珍觉得解脱了，终于不用担惊受怕了;但这份解脱又让她感到莫名的不适。
家里有一台电脑，是胡玉珍的二女儿专门买来给姐姐周媛解闷的。几年来，周媛也只会开机。
“《楚乔传》还没看到结局，媛媛就被送走了”，胡玉珍对着电脑发呆。
更多的“周媛”还在等待救治
一个周媛因为“安乐死”的头条得到特殊对待，被送到精神病院;更多的“周媛”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2011 年，中国卫生部前部长陈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精神卫生法草案说明时指出，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 20%。全国有 1600 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10%的人有潜在肇事肇祸倾向，可只有 2%的人能吃药治疗，住院治疗人数不超过 10%。也就是说，逾百万有潜在肇事肇祸倾向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处于无医无药无治疗的状态。
2004 年，国家启动资金为 686 万元的重性精神疾病病患治疗项目(简称为“686项目”)。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央财政直接支持的精神卫生项目，旨在建立综合预防和控制这些患者危险行为的有效机制，提高治疗率，降低危险行为发生率，完善社区对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
据闫芳介绍，北京市在 2013 年就已经实施全覆盖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门诊基本药品用药免费;2015 年对重度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提供每月 200 元的监护人看护补贴。
但在全国范围内，精神病防治未列入财政预算，九成重度病人散居社会，因病致贫和“一人疯 一家穷”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社会组织的救助问题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了解，在中国似乎还没有针对精神病救助方面的专业公益组织，仅有部分省红十字会依托医院或专业机构成立了重大灾害的心理专业救援队。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2009 年全国至少有 5600 万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尚未接受过任何有关的医疗服务。即使是重度精神疾病患者，每4人中也仅有1人接受过正规的精神科医疗服务。
地处黄土高原的咸阳市永寿县是国家贫困县。这个县所辖的 11 个村镇、19.16万人口中，共有 400 余名精神病患者。
2013 年起，永寿县出了两个大案，一个精神病患者把村民活活打死;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被家人锁在院里，躁狂发作打死家人并煮在锅里。
这些精神病患者被称作“武疯子”，家里人把他们用铁链子锁起来。关在房子里，在墙角堆上土让他便溺。
家人的耐心和钱财慢慢耗尽，于是一辆车把他们拉往别处，丢在街上。这之后，他们吃垃圾或挨饿，打人或被打，被抓起来或流浪在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是全国知名的三级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日均接诊量在 1400 人次左右。近 800 名住院病人中，有将近两成是长期住院，时间最长的超过 20 年，这也是精神病患者普遍面临的现实处境 —— 被家人变相“遗弃”。
现在，周媛被送走了，大家都安生了。只是有时候，胡玉珍会看着旁边的空床发愣：
“怎么舍得真弄死她呢?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