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孤独症家庭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新华网贵州频道３月３１日电（记者李惊亚）面对陌生人，１０岁的孤独症患者许皓在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不停的摇动身体、尖叫，他想去拽"家"里唯一的电器－－一个电饭锅的把手，但被母亲死死地按住双手，他只能拼命的挣扎。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直到现在，他的生活依然无法自理，我不能有片刻地离开他"，３３岁的农民谭秀梅一筹莫展，"别人看到汽车过来会躲，而他会扑上去，生气的时候，他不但打人，还会使劲地咬自己。"

　　"儿童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发育障碍，表现为语言、社交、行为各个方面的全面异常，大部分患儿还伴有智力落后情况。联合国大会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通过的决议，从２００８年起，每年的４月２日被确定为"世界孤独症日"。

　　孤独症第一次进入中国人视野是在１９８２年，随着中国城乡现代化的日益加速，孤独症患者呈明显增多趋势，因孤独症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则日益凸显。

　　据统计，上世纪８０年代，每１万个儿童中只有３到４个孤独症患者，而一项２００５年的数据显示，几乎每２５０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孤独症患者。有专家估计，中国患孤独症儿童的人数约为５０万至８０万，而未被发现和有孤独症倾向的则可能更多。

　　孤独症的病因在医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但通过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这是一种终身无法治愈的可怕病症。尽管通过专业机构的康复训练，患儿的障碍程度可不同出现程度的降低，但高昂的教育费用却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

　　谭秀梅家在毕节杨家湾乡，丈夫在贵州六盘水市打工，家庭月收入只有８００元。为了让儿子能接受好一些的治疗，半个月前，她举债５０００元来到省会贵阳，为了节省开支，她和儿子住在月租８０元、面积仅７平米的简陋出租屋里。

　　"孤独症训练学校的学费每月１５００元，我借的钱只够支撑三个月"，谭秀梅说，"我不奢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只想能向老师们学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钱用光后我们就回家。"

　　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孤独症家庭较早便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成立了相应的社会支援机构。如北京市１９９３年便成立了孤独症协会。在上海，政府的"阳光宝宝"工程给予每个孩子资金补助用于康复训练和辅导。

　　但在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城市，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一个孤独症孩子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是正常家庭难以想象的。长期的像填入"无底洞"一样的康复费用，或许对一些城市家庭还能勉强承受，对于农村家庭只能听天由命。

　　"就各类残疾而言，孤独症儿童的残疾往往很难从表面简单识别"，专门针对孤独症儿童进行训练的贵阳市爱心家园儿童训练中心负责人艾欣说，"孤独症需要提早发现、提早干预，但即使一般的儿科医生，也未必都能识别、诊断孤独症。在一些留守儿童数量庞大的农村，老人们还抱有'贵人语迟'的旧观念，父母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间比城市更晚。"

　　目前，中国针对孤独症的教育培训机构多为爱心家园这样的民办机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大多数是孤独症儿童家长自救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必要的场地、师资工资、教学设施、日常管理费用基本靠自行解决，以致生存举步维艰。令家长忧虑的是，经过专业训练、康复治疗的孤独症儿童最需要的是与人沟通和交流的社会环境，但许多儿童却遭遇了入托难、入学难的窘况。

　　孤独症家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国务院批转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将孤独症康复纳入重点康复内容，探索建立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康复的干预体系。２００８年，又发布了《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逐步解决孤独症等残疾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２００９年，残联在全国３１个城市开展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试点，并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由国家拨款７．２５亿元，面向全国５．８８万名６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其中包括１２００名孤独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