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孤独”的14年战争
6月11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对中国大约100万孤独症患者来说，这一天却有着不同的意义。2006年6月11日，全国第一个民间"雨人节"在郑州诞生，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节日，就像很少有人知道，一些人正在竭尽全力地拯救"雨人"。或许，在以前，"雨人"以及关爱"雨人"的人，都是在孤独地与"孤独症"作战，但愿，这个民间节日的设立，能够让"雨人"以及关爱"雨人"的人不再孤独。 田惠平，就是这样一位与孤独症作战的母亲。
为了患有孤独症的儿子，田惠平放弃大学教师的工作，以惊人的毅力，于1993年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民办非营利教育机构"星星雨教育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为孤独症儿童服务的教育机构，在这里，田惠平试图拯救的不只是她的儿子，还有其他和她儿子一样的"雨人"。
"有这么一个孩子，我觉得是福气。我挺感谢我的儿子的，因为我的孩子，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觉得要不是他，我可能也会每天为金钱奔波，最后可能自己活得很痛苦。"
1988年，当奥斯卡获奖电影《雨人》中那个数学能力超常的"雨人"引起人们对孤独症患者的好奇时，刚从德国留学归来、踌躇满志的田惠平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她的儿子患有孤独症，也是一个所谓的"雨人"，而当前的医疗却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她的生活轻快得没有一丝预兆。
田惠平出生于山西，从小跟随从事水电建设的父母走过很多地方，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977年，天资聪慧的她顺利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四川外语大学读德语。大学毕业后她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当老师，之后结婚生子，得到赴德留学两年的机会，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
儿子的病 医生无能为力
1985年，田惠平生下儿子杨涛，产后4个月的时候，她把儿子托给父母带，依依不舍地出国留学。在留学的两年期间，她最牵挂的就是儿子，家人每次给她写信，说的都是孩子特别棒。
但留学归来之后，田惠平真正面对儿子时，她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叫儿子的时候儿子似乎浑然未觉，也不理她，甚至从来不会主动叫她一声妈妈。
她母亲也奇怪地说，你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两岁半的孩子，看图识字只会说一些叠音，苹果只会说果果，汽车只会说车车，而别的孩子已经能说带定语的一长串完整的话。瞅着儿子能吃能睡能跑能跳，漂漂亮亮的，但就是不会说话，田惠平心想也许是"贵人语迟"。
儿童孤独症是社会交往障碍，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生理上没有任何特征。到了儿子三四岁的时候，家里人觉得再"贵人语迟"，也不能老不说话了。田惠平不知道儿子是怎么回事，便开始带他去看病。在第三家医院，她被告知儿子得的是孤独症。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只有三个医生能开这个诊断书，但医生所知也不多，他对田惠平说，他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知道这样的孩子前景很不乐观，将来可能做不到生活自理，他的经验就这么多，也没有见过成年以后的孤独症人。
孤独症是一类以严重孤独、缺乏情感反应、语言发育障碍、刻板重复动作为特征的精神疾病，又称自闭症。通常发生于3岁之前，从婴儿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终身，不能完成正常的社会化过程。
"如果被告知得了什么肺炎、气管炎，哪怕是脑瘫，可能多少都有个想象。告诉你是孤独症，其实等于什么都没给你说。"她说。
得到诊断后，田惠平看着不谙世事的儿子，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该怎么活下去？抱着一线希望，她找来一些有关孤独症的英文资料，得到的答案却更为肯定：当前医疗无能为力。
那时候，她除了工作，回家就对着孩子犯愣。她试图凭着既有的经验去教他，但最后只有失败、沮丧、茫然和痛苦，她跟孩子发脾气，也跟自己过不去。三四年下来，虽然在外面是一个顶着光环的海归人士，但面对孩子的时候，她心里的反差很大。
与儿子一起住进精神病院
直到1992年，眼看儿子快7岁了，同龄的孩子都上学去了，"哪怕去试试我都没有信心，因为他连话都不会说"。当医生给她开了一个可生二胎的证明时，她已经想到了很多严峻的后果。但当这个后果开始逼到她面前时，她还是不停地问自己该怎么办。
一个偶然的原因，她决定带孩子上北医六院，也就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想看看医学究竟还能做多少。医生再次很坦率地告诉她这个病没法治，连病因都不知道，但可以尝试做些调节，于是她带着孩子一起住到了封闭的精神病院。
就在精神病院里，她得到一本台湾的小册子，了解到孤独症儿童虽然治不好，但还是可以教的。她尝试着按照小册子的方法去教他，同病房的其他孩子也成为田惠平试验的对象，教过之后，她惊喜地发现有些见效，与完全没有方法的确不一样。
"在这当中，我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不是说我的孩子能教好，而是说我能正确地去做些什么。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对家长来说，最艰难的是，不知道该对他做什么。一般能做的，就是送他去医院，如果医生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家长更不知道该做什么。"她决定辞去大学里的工#p#分页标题#e#作，在探寻孤独症道路上走得更远。
她像得到了鼓舞一样，放弃了大学教师的职业，于1993年3月踏上了"星星雨"创业之路。
1993年春节前办理完儿子出院，过完春节后她就独自拖着一个旅行包再次来到寒冷的北京，她要办一个专门训练孤独症儿童的机构，这也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家专门为孤独症儿童服务的民办非营利教育机构——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电影《雨人》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了孤独症，在台湾的中国人称他们为"星星的孩子"，"星星雨"即由此而得名。田惠平曾为"星星雨"写下一首小诗："有人说，你们像星星的孩子。我想知道，你的世界在哪里？你们像雨点一般，从天边落下，来到我们的身边，闯进我们的生活。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也很美丽。"
从培训孩子到培训父母
1994年1月，"星星雨"正式注册成立。在此之前，田惠平已经开始收治其他孤独症儿童。"星星雨"成立14年来，搬了4次家。直到1997年在外国人社区的帮助下，"星星雨"购买了房屋，搬至目前毗邻通州区的朝阳区东旭新村，才总算安定下来。但也是在1997年，丈夫和田惠平分手，压在田惠平肩头的担子比以前更重了。
虽然"星星雨"的每次搬家都是迫不得已，有的老师也坚持不下来，但田惠平却咬牙撑了下来。
"每一次都觉得这回要关门了，没有别的办法。"她说，十几年后回顾这个历程，一个感受就是：希望虽然很小，有时候小到只有一个火花，比烛光还弱，只需一口气就能灭，但始终没有灭过。同时，全国各地孤独症儿童的父母也来找田惠平，而"星星雨"能够容纳的孩子早已超限，有一次，大连来的一位父亲，在"星星雨"门口跪着等回音。这让田惠平感触很大：怎样才能帮助更多家庭？
在"星星雨"，仅靠最初的那本台湾小册子已经远远不够用，为此，她翻译了大量的资料，加上很多海外人士来到"星星雨"分享培训知识，在1995 年底，在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之后，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开始转变培训方式，将培训孩子改变为培训家长。
"孤独症是终生需要辅助的，不能让家长只是当一个保姆。"家长培训一周期为11个星期，由家长带着孩子来上课，"星星雨"给孩子做评估方案，由老师指导家长执行。
"有人说，你们像星星的孩子。我想知道，你的世界在哪里？你们像雨点一般，从天边落下，来到我们的身边，闯进我们的生活。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也很美丽。" ——田惠平为她创办的"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写下的一首小诗。
社会该给他们机会
近日，记者来到"星星雨"，这所被称为幼儿园的教育研究所有些简陋，但热闹而秩序井然，同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上课的不仅是孩子，还有他们的父母。
父母和孩子一起玩游戏
父母和孩子一起跟着老师做韵律操，一起玩游戏。其中一个小男孩边做操边哭，孩子的父母在旁边愁眉苦脸，父亲告诉记者，他们从外地来到"星星雨" 不久，孩子可能刚刚吃过药犯困了。有的孩子做对的时候，父亲会高兴地把孩子高高托起，虽然在常人眼里，这样的奖励动作有些夸张，但对孩子却是莫大的帮助。因为他们是孤独症儿童，在他们灰暗的孤独世界里，需要不停的指引和鼓励。
20年前，田惠平和这些忧心忡忡的父母一样，骤然懵在现实面前：如何救治孤独症儿子？但现在的她，眉眼已有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也透出几分淡定从容。
她点一支烟轻轻地吸着："这故事说得太多遍，都认真不起来了。"从她创办国内首个民间非营利孤独症儿童教育机构至今已经14年，今年她迎来了她的50岁生日，她说下半辈子还要认真地继续走这条路。
目前"星星雨"为3岁~12岁的孤独症儿童提供以"行为训练"（ABA）个别化教育方案和学前训练指导。34名员工中有15名ABA教师，他们也受到了来自日本、美国等地志愿者的专业培训。
对于ABA行为训练方法，田惠平解释说，如果我叫孩子过来，在我不能控制的范围内，他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辅助的人，把他带过来，然后夸奖他，给他食物等奖励。接着辅助者可以尝试推孩子一下，再试。经过无数的重复，让他知道当我说"过来"时，就是朝我走来。他每一次过来，这边一定得给他一个让他很愉快的强烈信号，使他一点一点地建立行为规则。
14年来，已有3000多名孤独症儿童在"星星雨"接受了培训，但全国孤独症患者人数多达100万左右，其中，孤独症儿童约有50万，孤独症孩子的家庭报名仍面临着要排队等1年的困境。
儿子已能帮她做些家务
现在每年有一千多人次的大学生志愿者来"星星雨"做义工。通过种种形式，田惠平让更多人了解到孤独症。
至于她今年22岁的儿子杨涛，田惠平已经和他形成了一定的生活模式，儿子自己能做很多日常自理，还能帮她做一些家务，如扫地擦桌子，做饭时帮她摘菜，出去买菜也能帮她提东西。
对于孤独症儿童长大以后有没有可能参加工作的问题，田惠平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取决于社会给他们提供多少机会，他们需要辅助。我在德国见过一个孤独症女孩，她自己始终学不会过马路，但能上正常高中，文字理解能力很强。在日本，我见过在超市工作的孤#p#分页标题#e#独症人，由于他们具有刻板的特征，适合做摆货的工作。这关键是社会的接纳，而不是他本人的能力。"
对话田惠平
"我感谢我的儿子"
记者：为什么当初要放弃一份风光的大学教师工作？
田惠平：面对孩子，我内心有一种内疚。当有了一个途径，知道可以为这个孩子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就选择去做，我选择了做母亲。
记者：选择做母亲也可以不创办"星星雨"。
田惠平：我会毫不犹豫地为儿子做任何事，但是这不够，一个生命的生长，从小到大所有东西不是他的母亲都能够给他的，给我孩子最终保护的是社会。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但社会也该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是不可推卸的。我不推卸我的责任，但社会也不能推卸他的责任。我选择做"星星雨"，就是把这个问题提给社会。
记者："星星雨"能起到什么保护作用？
田惠平：只有全部像我孩子这样的孩子得到保护，我的孩子才有保护。只有全部像我孩子这样的孩子得到尊重，我的孩子才得到尊重。光有我一个人去保护和尊重是不够的。
记者：作为非营利机构，"星星雨"如何运营？
田惠平：家长交费是一部分，但家长交费始终很艰难，主要是寻求社会援助和捐赠。
记者：创办"星星雨"是否增加了你的负担？
田惠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是在找一个负担，总得有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面对压力的一种方式，人们面对压力，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谁都不想自讨苦吃，所有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其实我也是这样。
记者：创办"星星雨"有什么困难？
田惠平：除了困难，没有别的。但我做这个事情的最关键动机是，发现能够帮助他们。
记者：对儿子永远无法治愈你是否绝望过？
田惠平：我觉得只要社会在进步，我就不会绝望。最终社会应该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只要社会的关注在进步，我们就不绝望。生命存在，不在于他以什么形式存在，而在于只要他存在，他就有尊严。
记者：你曾被美国《读者文摘》评为"今日英雄"。
田惠平：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但是又觉得是一种认可，一种鼓励。
记者：因为你与孤独症作了这么多年的斗争？
田惠平：不能说是斗争，是相伴，真正要斗争的不是孤独症本身，而是社会的不合理结构。
记者：对自己做这个事情有什么评价？
田惠平：能帮助别人是很幸福的，我做的是一件有社会价值的好事。这里是一个干净的地方，做女人嘛，这是一个用来释放爱的地方。因为不是所有人忙的事情都是让社会更美好。
记者：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病，你是不是可以轻松一些？
田惠平：有这么一个孩子，我觉得是福气。我挺感谢我的儿子的，因为我的孩子，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觉得要不是他，我可能也会每天为金钱奔波，最后可能自己活得很痛苦。当然这种感受是近五年才有的。
记者：你没有感到自己牺牲了很多吗？
田惠平：我从来没觉得牺牲，相反获得很多，我获得的起码是生活的一种美好。在"星星雨"几乎每天都有人进来，握手、问好、换名片，在此之后发生的全都是美好的故事，有的人带走了好的教育方法，有的人开始捐
钱，有的人来当义工。一个朋友在外企工作，她说，我们每天也是跟别人握手、问好、交换名片，但之后发生的很多都是骗局。我觉得，每一种生活你只要认真，都会过得有负担。对我来说，我也是有负担的，每天要面对很多问题。可是我很重视我的评价，评价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不重要，可对我来说，我更在乎这些。
记者：你因此而快乐吗？
田惠平：我的朋友一致公认我是最快乐的。我现在跟很多人比才发现，我心里边没有阴影。这是我一个很大的财富，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都是积极去面对。心里有阳光，生活中就没有乌云，即使有，它也呆不久。
记者：你认为你得到了什么回报？
田惠平：我得到的太多了，比我当初想象的要多得多。全国开始有很多人为孤独症孩子在工作，医生也比以前多多了，至少有几十人能做临床诊断。"星星雨"有这么好一个团队，大家都在努力坚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