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慧慧：关注特殊孩童的升学路
特殊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及其文明程度的窗口，它不应该被视为对特殊群体的施舍……希望我们在致力构建一个没有人会被抛在后头的包容性社会时，不要忘了多关注这些有特殊需求孩童的需要，因为他们也是新加坡的儿女。
一名母亲为了给四岁儿子报读幼稚园，打电话到住家方圆两公里内至少六所幼稚园询问，但是却没有一所愿意录取他，原因是：这孩子患有自闭症。
男童其实已经开始接受语言与行为治疗，他母亲给他报读幼稚园，只是想要让他有机会接触来自主流教育体系的孩童，不过却被拒于门外。
这种处处碰壁的经验，对于大多数育有特殊需求孩童的家长来说其实已司空见惯。
打从最初到医院挂号诊断孩子是否患病，到安排孩子到专科诊所接受语言与行为治疗，以至报名让孩子加入志愿福利团体的“婴儿和孩童提早介入计划”（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me for Infants and Children，简称EIPIC）上课，他们在求医求学过程中的每一关，不是被告知没有名额，就是要排在长长的等候名单后。
心里好不容易接受孩子以后将有跟他人很不一样的命运、经历了等待的焦虑后，前路不见得就变得更舒坦，孩童6岁以后的升学路才真正让这些家长忧心。
最近国会针对政府施政方针展开辩论时，就有多名议员把讲题聚焦特殊教育这个向来被人忽视的课题，这让人们对这个特殊群体在求学道路上所面对的重重挑战，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平心而论，本地特殊教育体制比起五年前确实已获得很大改善，政府已采取了多项措施，来舒缓部分特别学校学额供不应求的问题，其中包括分阶段增加专为自闭症生而设的星光学校和慈光学校的学额。
从制度层面来看，特殊需求孩童的升学情况似乎已有所改进，但是一些家长却发现到了执行层面就出现落差。
负责把达到适学年龄孩童，从EIPIC中心转介到特别学校的社工就反映，曾经有一些经医生和社工评估符合指定特别学校入学要求的孩童，拿了评估报告去报名时，却被告知他们不被录取。
这可能是因为特别学校名额已满，不过由于没有一个系统化的协调机制，供社工查询个别特别学校仍有多少空缺，这导致负责转介安排的社工面对一定的困难。
这些不被录取的孩童一方面因为超龄不能继续留在“婴儿和孩童提早介入计划”，另一方面又找不到适合他们的病况，可让他们升学的特别学校，难怪他们的家长都有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无助。
本地没有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说明本地有多少孩童患有自闭症，不过自闭症资源中心（Autism Resource Centre）根据海外发病率来推算，以400万人口来说，估计有5400多名不满19岁的青年孩童患有自闭症。另外，每年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的新病例估计也有200多个。
负责探讨如何改善本地特殊教育的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日前的宣布令人感到鼓舞：教育部与其他多个机构联合制定一套全新的入学评估专业指导原则供社工和特别学校明年开始采用，这相信能增加特别学校入学评估标准的透明度。不过特别学校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即使孩童被评估鉴定适合入学该校，但是若学额已满，面对资金和人力限制的校方也束手无策。
问题的关键相信在于特别学校没有一个主管部门。跟一般主流学校不同的是，本地20所特别学校不是由教育部统一管理，而全都是由志愿福利团体负责经营。
正如裕廊集选区议员洪维能在国会上指出，也因为没有单一的监管机构来确保特别学校有足够的资源和师资来提供服务，这导致特别学校素质参差不齐。
若我们把特殊教育也视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那有特殊需求的孩童是不是也能期望跟其他普通孩童一样，有一个如教育部这样的政府部门来管理经营特殊教育，根据供需情况提供学额，防止这些孩童跌入多方援手之间的缝隙。
向来关注特别需要孩童福利的摩绵－加冷集选区议员潘丽萍在国会演讲中，一针见血地道出特殊需求群体争取被纳入社会主流的渴望：“他们不是新加坡成功之册的补遗。他们应该时时刻刻被当成记载中的一页，而不是事后的补充。”
正当其他同是持有新加坡出生证书的孩童，都保证可获得至少六年强制小学教育时，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孩童是否能顺利升上适合他们病况的特别学校，却存在很大的未知数。
特殊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及其文明程度的窗口，它不应该被视为对特殊群体的施舍，这领域的发展也不应该只是单凭几个关注这个群体的议员或部长来推动。
希望我们在致力构建一个没有人会被抛在后头的包容性社会时，不要忘了多关注这些有特殊需求孩童的需要，因为他们也是新加坡的儿女。
这相信是所有特殊需求孩童家长的共同祈愿，也是我最殷切的期盼，因为我就是那名四岁男童的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