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能力”爱心事业尴尬 一位农民养残助孤故事

　　新华网合肥７月５日电题：“超能力”爱心事业的尴尬

　　——一位普通农民养残助孤的故事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熊润频、戴浩

　　淮河岸边的安徽省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三十铺，去年以来“怪事”连连发生：来自河南、江西、上海等省市的外地车辆，趁着夜色驶进这里的一所学校，丢下一些残疾儿童和书信后悄然离去。

　　这所特殊的学校，实际上是由２００多名孤残孩子和１位农民“校长”“养父”组成的大家庭。

　　家长们将残病孩子不断地推向这所学校，却也将创建学校的普通农民王家玉的“爱心奉献”推入尴尬的境地。

　　办厂致富养残助孤　农民“富翁”成“负翁”

　　王家玉今年６６岁，是安徽阜阳颍上县三十铺镇人。年轻时，他因外出打工不慎受伤致残；他妻子患病多年，生活不能自理；５个女儿也都是聋哑或者有智力障碍的残疾人。

　　因为家庭原因，王家玉对孤老病残等弱势群体一直有特殊的情结。１９８８年，他自己创办竹木家具厂，招收了２０多位残疾人。１９９７年，王家玉将家具厂改建成专门生产骨灰盒的工艺品厂，年产值一度高达近２００万元，纯利润约６０万元。致富后的王家玉开始关注爱心事业，并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收养流浪孤残儿童。渐渐地，王家玉名声传开了，四邻乡亲好心人见到孤儿或残儿就送来这里，甚至派出所等一些部门和机构也会送来一些孩子。这些孩子的起居饮食全部由王家玉负责。

　　２０００年，王家玉收养的孤残儿童达到６８人。由于早期收养的一些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王家玉倾其所有，将厂房改建成孤残聋盲学校，并聘请了退休教师，开始办学。

　　起初，学校每个月的开支三四千元，随着孩子增多，学校月开支也直线上升。工厂效益还好的时候，王家玉靠卖骨灰盒挣的钱能养得起一百多个孩子，但２００２年之后，工厂效益开始滑坡，曾经红火一时的骨灰盒出现滞销并大量积压；２００３年夏天，一场洪水使骨灰盒厂遭受了灭顶之灾：房屋倒塌、工厂停产，５０００多个积压的骨灰盒被洪水泡坏，连成本都无法收回。

　　工厂从此一蹶不振，依靠出售积压骨灰盒仅能维持王家玉全家基本生活。而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开支，就只能靠王家玉四处奔波借钱来维持。从２００３年７月至今，王家玉借贷欠债已经超过了２２万元。“今年以来，工厂已经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我已经把学校里的每一位老师都借遍了。”王家玉自嘲地说。

　　“超能力”爱心的无奈

　　对于王家玉收养孤残儿童从“富翁”变“负翁”，阜阳市民政局局长司学龙认为，王家玉创办孤残聋盲学校并未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至今没有取得合法办学资格，仍属于家庭办学，但收养２００多名孩子却明显超过了其自身能力范围，与有关法规相冲突。虽然他的个人精神非常值得推崇，但“超能力”的爱心行动到最后往往仍旧依赖于政府收拾“残局”，可能导致占用政府资源，使本该获得政府救助的群体反而得不到救助。

　　事实上，对于“超能力”的爱心奉献，王家玉同样充满无奈。孤残聋盲学校的资金来源最初是王家玉自筹资金，“以厂养校”，这在骨灰盒厂效益还好的时候并不成问题。骨灰盒厂毁了之后，当地民政部门及时为当时的１８０多名孤残儿童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按每人每月９１元的标准支付基本生活费用，目前已增至每人每月１２０元，总计投入接近６０万元。这笔钱已经成为学校的主要资金支持。２００４年２月以后，王家玉和他的孤残聋盲学校名声广泛传开，由此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此笔款项为现金１２７．６６万元。“截至今年３月，学校总支出已经１４３．６万元，包括基建、孤残儿童生活和医疗费用、聘请的教职护理人员的工资及办公费用三个方面，结余６０万元。”学校会计王成军介绍说。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来自社会的捐款不断减少，而各方送来的孤残儿童却有增无减，目前已达到２１４名；学校教职工、护理人员共３２名，人均月工资４００元，只有王家玉一个人不拿工资；加上２００多名在校孩子的生活、学习费用，学校每月正常支出接近２万元。“除了眼巴巴望着账面上的６０万元数字一天天减少，目前，维持学校基本运转也只能靠民政部门的低保金了。”王成军说。
一个人的“超能力”爱心事业能走多远？

　　在采访过程中，王家玉一再表示，走上收养孤残儿童这个“事业”实出于无奈。他对记者说：“我只是一个农民，没有多大本事，也没有什么文化。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做到后来，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却不得不撑下去，毕竟那么多孩子，我不能不负责任。”
这位朴实老人的想法是：自己办厂、挣钱、养育孤残孩子；工资不拿，捐款不经手。连捐赠人寄给他个人治病的２０００元钱款他都分文不动，全部给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孩子买了营养品。

　　在２００多名孩子和１位养父组成的大家庭里，生活虽然不易，却也其乐融融。１５岁的赵玲玲已经在大家庭里生活８年了。每逢周末，她都会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到周围的敬老院和贫困家庭去帮忙洗衣服、打扫房间；在汗水浸湿的清秀脸蛋上，看不到阴霾，有的只是一丝腼腆和无限阳光。只有说起养父的病情，她快乐的神情才会被一丝忧虑所代替。她说：“养父为了我们孤残儿，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家人。养父衰老了，病了，养父的健康是我们最揪心的一件事。”

　　王家玉老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了。面对目前的困局，王家玉说，现在最希望有人能支持“把自己的工厂再办起来，用工厂挣的钱来维持学校，保证孩子们的生活学习。”

　　为了以防万一，王家玉还从众多的“儿女”中选了１７岁的张军龙作为自己的工厂和爱心事业的“继承人”。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天他倒下了，那么，２００多名孤残儿童的未来命运，就将系在这个初一年级的少年稚嫩的肩膀上。众人目光中的少年拘谨、懂事却又透出迷茫，他说：“能上学当然尽量上，到不能上学的时候，我就回来帮养父工作，照顾兄弟姐妹。”然而，“以厂养校”“子承父业”的爱心传递，真的是爱心事业正确的出路么？

　　司学龙说，对于孤残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救助，最根本的还是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的、全方位的社会救助体系；个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值得鼓励，但需要把握好度，不要超过个人能力范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