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觉生态理论看自闭症的发生与发展
摘要:这篇文章讨论了三种解释自闭症障碍发生与发展的理论模式。心理学模式将自闭症患者的发展障碍或心理病理障碍看作是心智活动受损的表现;神经生物学模式主要考虑特定的大脑结构受损及其对自闭症行为功能障碍的影响;生态学模式避开了直接研究自闭症患者心理或大脑这个黑箱,而通过研究自闭症患者和环境的交互来解释自闭症患者的行为。
关键词:自闭症 心理学模式 神经生物学模式 知觉生态理论 生态学模式
自1943年以来,自闭症的研究已经持续60年之久。人们发现,对自闭症了解得越多,就有越多的问题产生。目前这个研究领域有两个主要的议题:(1)自闭症患者数量的飞速增加与自闭症诊断标准的未精确化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关系?(2)究竟哪方面的脑区发育异常导致了自闭症的核心症状?研究者致力于了解基因、大脑、心智及其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在自闭症患者身上是如何体现的?
1. 自闭症的界定
自闭症(autism)是一种以社会交往、言语及行为(形式化或强迫性的刻板活动)三种缺陷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社会性功能缺陷是自闭症患者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他们很难建立起与他人的关系,很难参与需要共同注意(joint-attention)的活动,往往也表现出刻板及重复的行为,并且可能抗拒变化,喜欢一些看起来无意义的惯例和形式。他们会出现口头和非口头交流的障碍,甚至有些人一生都没有发展语言。自闭症个体在非语言能力的任务上有优势,而在以语言为中介的任务上则表现很差。他们的认知能力可能也受到损害,75%到80%的自闭症患者符合智力落后的诊断标准。其他20%到25%的自闭症患者,其认知风格也是特异的。某些自闭症个体可能拥有某些领域的超常能力,比如音乐或绘画的能力,或者计算日历的能力。
自闭症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在表现型上有很多不同,即使都是自闭症儿童,他们的障碍也各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自闭症儿童缺失很多种技能,有很多方面的障碍;同时还伴随很高比例的相关行为障碍和精神健康问题;常常还有潜在的学习困难。因此自闭症的诊断评估需要多方面的专业技术。一般来说,儿童至少要在3岁之后才能被比较准确地诊断。
对一个病症的诊断,只有明确了病因机制才可能做到准确诊断。然而,虽然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自闭症的病因机制在神经组织或器官上,但却未有定论,目前仍没有发现自闭症特有的生理指标,也没有针对自闭症的生理测试。对于自闭症障碍仅能从行为层面给予界定,而这种行为指标的诊断标准却非常宽泛,以至于研究者们不得不采用“自闭症范畴内的障碍(autism-spectrum disorders)”这一术语来统称符合上述诊断标准的群体。事实上,在自闭症这个大类别中还包含其他类型的障碍,比如艾斯伯格症(Asperger’s syndrome),儿童期分裂症(childhood disintegrative disorder),雷特症(Rett’s disorder),和非特定的广泛性发展障碍(PDD not otherwise specified)或非典型自闭症(atypical autism)。 “自闭症”这个大群体中,不同智力水平和语言能力的个体都存在,其缺陷的严重程度也是各不相同。因此,诊断标准的宽泛导致自闭症患者的数量激增,自闭症不再是一种罕见的儿童疾病,目前保守估计自闭症的流行率为0.6%。
2. 自闭症三种理论解释思路:不同模式的自闭症观
了解自闭症的病因及其发病机制,对于早期诊断和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与教育训练是极为重要的。以往的研究着重于行为缺陷以及心理社会因素、家庭结构、父母特征等对自闭症的影响。目前研究的热点转向该症的遗传学、认知心理和神经生物学机制[i]。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很多关于自闭症的理论,这些理论表面上看纷繁芜杂,但本质上却可以根据其理论前提分为三类,即根据研究者认为的应该从哪个角度对自闭症进行解释分成三类。
2.1心理学模式的自闭症观:从心理到大脑
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自闭症,主要是从认知活动或其他心理活动——尤其是那些研究者假定存在的认知模式、认知结构或心理表征——的角度来解释自闭症的障碍。比如,心理推测能力(Theory of Mind, ToM)缺陷理论。ToM能力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需要、信念、意图、感觉等)的表征和认识,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因果性解释和预测的能力”,被认为是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的基础(王立新等,2003)。这种心理能力便是研究者所假定存在的。大多数研究者,虽然不是全部,将自闭症患者的社会交往障碍解释为他们的ToM能力有缺陷,难以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即难以理解(或表征)他人的内部状态(或心理表征),这些困难导致了自闭症特有的社会行为(K. A. Loveland, 2001)。
可以看出,类似这样的解释自闭症的思路是将发展障碍或心理病理障碍看作是心理活动(mental activity)受损的表现。因此,从这个角度解释自闭症,不仅需要描述受损的心理活动内容,而且还要描述它们与观察到的自闭症症状特质之间的关系。由于大脑是心理的器官,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生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ii];大脑是心理内容产生的场所,也是加工心理内容的认知活动发生的场所,因此研究者还可以通过确定他们所假定的心理活动的发生场所,即特定的大脑区域,将这种心理模式和心理活动内容具体化。按照这种理论思路,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某一种心理结构或心理模式的缺陷是自闭症行为障碍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就可以说我们成功解释了自闭症的发生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ToM缺陷理论对自闭症社会交往障碍的解释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这样的解释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比如难以说明ToM理论和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ToM研究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尤其是,为什么某些自闭症患者能够完成不同复杂程度的ToM任务,甚至还能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但这些技能却不能变为相应的社会能力或恰当的社会行为。
2.2神经生物学模式的自闭症观:从大脑到心理
从神经生物学角度解释自闭症的理论发展更多得益于当前脑科学(神经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一类型的理论主要考虑特定的大脑结构受损及其对自闭症行为功能障碍的影响。比如,杏仁核损伤会使自闭症儿童难以对社会性刺激做出适当反应;海马损伤会使延迟动作模仿出现困难;内侧颞叶机能障碍对认知记忆和情感有影响,因而与社会互动、移情等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密切相关;颞叶平面的结构异常与交际障碍有关[iii]。
这种解释思路假定发展性障碍或精神障碍是潜在的大脑损伤的外在表现。因此,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解释自闭症,必须描述具体的大脑构造受损部位,及其与行为障碍之间的关系。如果再考虑心理-行为的功能,那么可以通过对功能上的障碍进行仔细研究,从而确定与该功能相关的大脑活动区域。按照这种思路,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自闭症患者某一个大脑部位或环路是明确受损的,并且这一受损是引发自闭症症状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是成功的解释了自闭症的发生发展机制。
上述两种思路引导着研究者们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近期更有将这两种思路结合起来的研究趋势,研究者将测量认知或情绪情感等心理功能的实验研究手段与探索脑区结构和功能的技术相结合。这种研究模式称为神经心理学,比如对ToM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功能磁共振显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研究发现正常被试在推理故事或卡通中人物的心理状态时引起的内侧前额叶激活区有相当大的重叠;在视线检测任务(eye-direction detector)中,正常被试杏仁核被激活,而高功能自闭症或艾斯伯格症个体的则没有激活[iv]。
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自闭症有很大的推进,但#p#分页标题#e#是,这两种思路都有片面性,都倾向于只看到自闭症现象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而且,都倾向于认为自闭症的发生是单向的,即或者是大脑问题,或者心理问题(或二者都有)导致了自闭症的行为问题。在这里,两种思路有了共同的前提假设:自闭症可以被描述为自闭症患者个体内部的问题;它们的分歧只在于是个体内部的大脑问题,还是个体内部的心理问题?这种观念导致我们认为“自闭症似乎可以被具体化为一个静态的症状或缺陷”,就好像是说某人得了自闭症,而不是说这个人有自闭症的特征或行为(Loveland, 2001)。
2.3生态学模式的自闭症观
Loveland(1991,2001)将Gibson夫妇(James J. Gibson & Eleanor J. Gibson)知觉生态理论的框架运用于解释自闭症,提出了生态学模式的自闭症观。
2.3.1知觉生态理论的重要概念
传统知觉理论认为,感觉必须“译”为知觉,必须通过中介,如对刺激赋予一个名称,而Gibson认为知觉是一种不需要利用联想或其他中介变量就能从原始资料形成知觉印象的系统。知觉是刺激的一个函数,刺激是环境的一个函数,因而,知觉是环境的一个函数[v]。同时,知觉也是个体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的一个函数,因为知觉的三种发展机制与个体活动紧密相关。
其一是大脑活动,特指大脑抽取信息的功能。环境中的知觉对象(物体、事件、空间关系等等)总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特性,如大小、颜色、轻重等,这些特性都包含在刺激之中,只有当儿童运用知觉将这些特性抽取出来,才变为知觉的信息。其二也是大脑活动,特指大脑过滤无关信息的功能。过滤和抽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知觉过程中,一面要抽取有用的信息,同时还要排除杂乱的、不相干的刺激,这就需要过滤。儿童过滤无关信息的能力有一个发展提高的过程。其三是个体的外部活动,即注意的外围机制。抽取和过滤是个体接受信息或拒绝信息的内部活动过程,与此同时,知觉还表现出注意的外围机制,如儿童把眼睛转向说话的人,把手伸向饼干盒,用鼻子使劲闻橡皮泥……儿童通过这些外显行为表现出收集信息的能力。
Gibson夫妇的生态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知觉—活动环路”的描述中(如图1)。在这个环路中,人类个体(或是任何有机体)被看作生态系统(有机体-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不是环境刺激的被动接收者,而是积极主动的知觉者。因为人对于具体的任务或情景总是具有一个目标或需要,所以人的知觉总是与其活动的目标或需要直接联系着。例如,在玩拼图的时候,我们很少去留意拼块的质地,而更多的是注意拼块的形状和颜色,因为这些信息对我们完成拼图的目标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知觉能够引导我们的活动。而我们的活动不仅直接影响知觉的产生,而且影响到我们要知觉的对象。举例来说,当我们想要拿放在架子上的饼干盒(活动目标)的时候,我们的视知觉会引导我们向饼干盒走去的行动,而我们此时的行动同样引导着我们的知觉,它决定了此时环境中的什么刺激进入我们的知觉活动并形成知觉信息:此时我们只会注意到饼干盒,而不会注意到扔在地板上的纸屑,最终,在知觉与活动的相互作用下,我们拿到了想要的饼干盒。
在描述“知觉—活动环路”过程中,J. J. Gibson提出了“可利用性(affordance)[vi]”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个体的知觉行为与环境特性之间的关系。J. Gibson声称环境中的刺激包含各种各样的特性,其中有一种特性叫做“可利用性”。可利用性表明在这个环境刺激下个体做出活动的可行程度。知觉一个物体(或事件、人物、社会情境等)的可利用性,就是知道了这个物体对自己当前活动而言所具有的功能性意义。“我们不是知觉一个刺激或一个静止的图像,不是知觉感觉的复合或一件东西,我们知觉的是我们可以吃、可以写、可以坐在上面或可以与之交谈的对象。”[vii]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知觉环境中物体、事件、人物等等的物理特性,我们也知觉到它们的功能性意义,而这种功能性意义取决于我们当前的需要或预期。他提出可利用性是由环境直接提供的,而且有机体能够直接知觉到;对“可利用性”的知觉是有机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比如说,一个物体是否能够承受我站在其上取决于我的一些特征(如我的体重,我的脚板大小等等)与该物体的特征(如它的支撑面大小,它的坚固程度等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有机体对环境中可利用性的知觉必须在生态环境中进行。
环境
有机体的活动
刺激
选择
比较组合
赋予意义
物理环境/
社会环境
行为的/
情绪的/
认知的
包含各种特性:也包括可利用性
抽取 / 过滤:形成知觉
反作用
提供
认知处理过程
图1 知觉—活动 环路(perception-action cycle)
对于社会知觉(social perception)也是一样。他人的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环境中的刺激,所包含的“可利用性”指的就是我们对该行为作出反应行为的可行程度。比如说,我在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笑着跟我说“你好”,我知觉到他的行为,并且知觉到这一行为的可利用性,也就是“他向我问好,而我如果表现出向他问好的行为是可行的”。有许多证据表明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观察知觉另一个人的许多信息,甚至不需要倚赖言语作中介。那么,社会环境中(social environment)所有类型的可利用性信息是否都仍然可以被有机体所直接知觉?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争论。虽然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对他人的个性特征、行为意图或心理状态的知觉都是直接的、不需要通过心理表象的中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人类社会生活中许多相当复杂的方面(如行为的意图、内心的欲望等等)都可以转化为明确的信息,并且可以被他人所感知和理解(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需要心理表象的参与)。
必须强调的是,Gibson夫妇的理论中“知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通常意义上的感知了。无论是知觉还是认知,从起点上看是同源的,都要经过对刺激的不断分化选择,然后分别经过“不同特征的抽取”形成知觉和“不同关系的抽象”形成认知[viii]。知觉可以是认知过程的初级阶段,也可以是并行的,知觉与认知之间还相互反馈,带来新的信息。Loveland(2001)在阐述其生态模式的自闭症观时也没有着意区分知觉与认知之间的区别。
2.3.2生态学模式的自闭症观
自闭症是不是个体内部的问题?在某些方面说,的确如此。因为自闭症的某些症状特点仅仅自闭症患者才会有,而且不同的自闭症患者所具有的行为特点都是与其个体内部的发展差异相关的。必须承认神经心理学模式的自闭症观有一定的准确性,自闭症群体在感受他人、与他人分享有意义的情感和想法等方面的先天能力的确有缺陷,而这一缺陷导致他们难以准确推断他人在特定情境中的信念、看法、意图或情绪。但是这样的解释却仍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些缺陷会导致自闭症群体不恰当的行为,因此是不完善的(Loveland,1991;2001)。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自闭症并不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一种静态症状,自闭症是一个发展着的过程,而且是发生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也就是说,自闭症并不是发生在某个个体头脑中的问题,自闭症的发生是因为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出现了障碍(Loveland, 2001)。
(1)自闭症个体难以发现和理解社会性刺激所包含的可利用性(social affordance)
在一些情绪识别和情绪匹配任务的研究中,自闭症患者经常错误解释面部表情或他人的情绪信号。虽然他们可以识别简单情绪的面部表情,如高兴或伤心,但是仅仅能够识别或标示这一类表现,并不足以使#p#分页标题#e#一个人能够与他人畅通无阻的进行交流。
自闭症患者在ToM任务上的总体表现劣于其他群体,但是研究也发现在自闭症群体中个体的ToM任务表现与其发展水平相关,那些发展水平比较好的个体经常能够成功推测他人的观点或信念。然而,当实验任务中的社会情境被设计得足够复杂时,即使是非常聪明的自闭症个体也难以识别他人的心理状态(难以解读他人的心理)。自闭症个体在ToM任务上的低能表现常常被解释为他们解读心理(mind reading)的元认知过程,也就是心理推测能力的认知模式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我们或者可以说,诸如错误信念、欺骗等ToM任务实际上测量的是被试直接知觉某个特定的社会情境给另外一个人所提供的可利用性的能力(Loveland, 2001)。也就是说,不是测量被试的心理推测能力,而是测量被试的知觉。那些采用视觉图片(eye-only picture)来呈现故事的ToM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对于某些类型的面部表情动作所提供的可利用性(功能上的显著意义)的发现存在缺陷。一些研究考察更复杂的社会知觉。比如,Moore,Hobson和Lee(1997)使用点光式步行者(point-light walker)的技术考察自闭症患者知觉生命、活动和态度(如心理状态、情绪情感或行为倾向)的能力。结果发现,虽然自闭症患者与正常人和智力落后的非自闭者一样能够将图像知觉为人类,也能够识别该图像的活动,但是在识别图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时则表现糟糕。上述研究共同表明自闭症患者难以发现其他人的行为所提供的可利用性,难以知觉到对该行为作出反应的可行程度。
(2)自闭症个体难以自我调节社会行为
自闭症的社会性缺陷不仅表现为他们难以理解他人,而且表现为在复杂而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他们难以恰当地调节自己的行为。因此,即使某些自闭症个体能够识别情绪、或者识别社会情境中的其他重要方面,甚至有与他人交往的动机,他们也仍然难以恰当地监控以及持续调节自己的社会行为。如果自闭症群体不仅在识别他人内部状态方面有困难,而且也难以运用这些信息及其他信息进行社会行为的自我调节,那么就可以说他们难以准确地发现他人的行为提供给他们的活动可能性。也就是说,人类行为的知觉-活动环路在自闭症群体身上出现了异化。自闭症群体不仅是难以可靠、准确地捕捉社会情境中的信息,而且难以正确地识别这些信息对自身活动的含义,这两方面的缺陷解释了为什么某些高功能自闭症个体虽然能够顺利通过某些情绪识别任务和ToM任务但却在真实生活中仍然是行为举止怪异(Loveland, 2001)。比如说,当一个人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走过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为那个男人要打他,因而迅速跑开,除非他同时看到那个男人脸上带着微笑,而且手里拿着一个棒球。对高大男人的可利用性(危险还是游戏)的正确知觉取决于这个人抽取该情境中足够多的恰当信息的能力,同时也取决于他已经学会了棒球棍的可利用性并且确认虽然棒球棍主要用来击打,但是棒球的出现意味着这更可能是一场球赛,而不是他要被打。一些研究表明,自闭症群体在解释他人所说和所做的事情的功能意义方面(比如,这些信息对他们自身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有困难,因而导致了不恰当的行为表现。举例来说,研究自闭症儿童的移情作用发现,相比对照组儿童,他们对他人的悲伤很少反应,即使他们能够注意到他人的悲伤。Corona,Dissanayake,Arbelle,Wellington和Sigman(1998)认为自闭症儿童难以对主试的悲伤作出反应不是因为他们回避自己不喜欢的情况,而是因为他们难以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对他们本身有什么意义。对于自闭症群体来说,他们的知觉-活动环路可能出现中断或者混乱。如果他人的情绪、想法和动机不是明显的而是委婉的、间接的或令人迷惑的,那么社会性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就中断了。结果可能导致他们难以准确发现在某些特定情境中他人的可利用性。当然,自闭症个体可能会发现其中某些人物或情境的可利用性,比如木棍意味着可以打人,但是他们所知觉到的社会情境中的可利用性,可能与非自闭症群体在同样情境中的知觉是不相同的。因此,自闭症群体对活动可能性的知觉受到限制或歪曲,导致了异常行为的发生。
(3)自闭症的异常行为导致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也不同于其他群体
一个人的异常行为会反过来影响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众所周知的,自闭症儿童的养护者会因为孩子的交流困难而调整自己的语言和社会行为,使之更加直截了当,而不是间接或委婉的(Landry & Loveland,1989)。而且,自闭症儿童异常的情绪行为、社会行为和交流行为,如不适宜的面部表情等,对养护者的行为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导致自闭症儿童生存的社会环境与非自闭症儿童不同,如自闭症儿童的母亲更少向孩子微笑(Dawson et al., 1990; Loveland et al., 1994)[ix]。因此,他们的异常行为导致他们的亲子交往类型不同于正常儿童,自闭症儿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历体验着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非自闭症儿童所体验的社会环境。不仅仅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和理解不同于其他儿童,事实上,他们的世界确实也不同于其他儿童,而这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也身处其中。自闭症知觉-活动环路的失败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影响行为的发展,而且影响到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发展。神经科学研究证实[x],经验在修正大脑结构、建构心理结构的过程中充当重要的角色。大脑的发展和成熟不仅仅是生理驱动(如基因)的拓展过程,大脑皮质总体结构因接触学习机会和在社会情境中的学习而改变,而大脑结构的变化是大脑功能组织变化(即心理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大脑和心理的功能性组织取决于并得益于经验。自闭症儿童异于常人的经验自然影响其神经发育及心理建构。
综上所述,生态学模式认为,自闭症群体与人类社会生活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异常,既是个体早期(或先天)的神经生物学方面受损所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造成自闭症个体其后神经-行为异常发展的重要因素(Loveland,2001)。
3. 小结
Gibson强调知觉应该以人与环境的交互为基础。他认为人与环境是互补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以知觉生态理论为框架的生态学模式自闭症观相比前两种解释自闭症的观点突出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自闭症是不是自闭症患者个体内部出现了问题?在某些方面说,的确如此。但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自闭症并不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一种静态症状,自闭症是一个发展着的过程,而且是发生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本文旨在介绍一种新的观点解释自闭症障碍的发生与发展,但并不否认心理学模式或神经生物学模式对自闭症障碍的解释。生态学模式对自闭症研究的贡献在于:
(1) 开辟了从人与环境交互这个角度研究自闭症病因与发展机制的途径。心理模式或认知活动模式,以及脑科学的研究仍然处于摸索阶段,生态学模式避开了直接研究自闭症患者心理或大脑这个黑箱,而通过研究自闭症患者和环境的交互来解释自闭症患者的行为。
(2) 根据生态学模式的自闭症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自闭症(如图2):自闭症首先是一种先天的神经系统发育损伤,如果自闭症儿童在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能克服这种神经发育损伤所造成的障碍,那么就会导致自闭症儿童的二次身心发展障碍,出现认知问题、行为问题、情绪问题等等。因此,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应该及早认识到自己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是在于帮助孩子克服自闭症所造成的社会生活障碍。
自闭症:先天的神经系统发育损伤
如果自闭症儿童在与环境的相#p#分页标题#e#互作用过程中不能克服自闭症造成的障碍
导致自闭症儿童的二次身心发展障碍(认知问题、情绪问题、行为问题等等)
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及其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这些儿童克服自闭症对其社会生活造成的障碍,避免二次障碍的发生。